朱浩云:齐白石为何在民国画坛吃不开

来源:人民网文化 2016-10-12 15:29:00

作者:朱浩云

根据笔者的研究,民国时期,齐白石作为从事书画、篆刻艺术的“北漂”艺人经历相当坎坷,用现在话说绝对是艺术上励志的传奇人物。要知道民国时期,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市场上,他都受到京城众多画家的冷落、压制、排挤,甚至一度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北京画坛保守派们的口诛笔伐,有的骂齐白石的画是“野狐之禅”“俗气熏人”,有的骂齐“不学无术”“不能登大雅之堂,”极尽攻击之能事。在整个民国,他始终游离在画坛主流集团——“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之外,要不是陈师曾(1876—1923年)和徐悲鸿(1895—1953年)的先后出手相助和提携,白石恐怕很难在京城站住脚。据齐白石年谱记载,齐1919年定居北平,住在法源寺,当时,齐白石卖画门可罗雀,作品销路很不畅,即便售出价格很低,正如他自己所述:“我那时的画,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圆,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造成这一状况主要还是买画者认为齐的作品是随意涂几笔而成,一天少则可画几幅,多则可画十几幅甚至更多。为迎合买画者的心态,齐一方面在绘画上作改进,如在花卉中添加一只或数只细致入微的“草虫”,让买画者觉得工细逼真的“草虫”是费了很大功夫的;另一方面,齐白石曾托好友胡鄂公请吴昌硕(1844—1927年)为自己写“润格”,吴为了提携这位倾心愿为门下的后辈,对其诗、书、画、印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应该讲,吴也算是给足了齐白石的面子。1922年吴昌硕的弟子陈师曾将吴昌硕、陈半丁、齐白石等画带到日本办展卖画,结果齐白石画全部卖出,平均每幅卖了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在国内想也不敢想。而当时声望远在齐白石之上的陈半丁10幅中卖掉了6幅,消息传到国内,齐白石作品在国内的销路有了很大改观。齐白石“衰年变法”创立的“红花墨叶”大写意花鸟画风也是在陈师曾的点拨下完成。可惜,作为白石知己和贵人的陈师曾1923年就去世了,陈只活了47岁,白石甚为悲痛和惋惜,写下了“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之后,海归派艺术代表人物林风眠(1900—1991年)尤其是徐悲鸿对齐白石这位北漂民间老艺人尊崇有加、多方关照、关爱备至,这里徐多少带有一定的同情成分,不仅聘他到大学任教,而且在各种画展等场合抬举他,甚至生活上无微不至,齐白石曾发自肺腑地写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应该讲,齐白石在建国后艺术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徐悲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徐悲鸿评价齐白石艺术还是有限度的,不像对张大千、任伯年那样五体投地,如评价张大千是“天纵之才”“五百年来第一人”;评价任伯年是“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记得1931年,为了扩大齐白石的影响,徐悲鸿说服中华书局的主要负责人舒新城出版了《齐白石画集》,并亲自编辑并为之写序。他评价齐白石的画说:“齐白石之长处,在有色彩,一往直前,无所顾忌,惟多红而少绿。或其性格所尚,写昆虫突过古人,其虾、蟹、雏鸡、芭蕉,以墨写者,俱体物精微,纯然独创。”可以说,整个民国时期,齐白石名望没有跻身于一流画家之列,卖画价格也始终在二三流画家之间徘徊,至于当今画坛上所说的“南张北齐”(南指张大千)笔者也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考证,倒是“南张北溥”(南指张大千,北指溥心畬)来历非常清楚,南北画坛积极响应,并影响至今。那么,民国时期齐白石不被看重究竟是何原因?究竟是何人与齐白石过不去?(附图1)

附图1、齐白石(1864—1957年)

众所周知,本世纪初,当海上画派风靡中国画坛时,作为有深厚文化历史根基的元、明、清三朝的故都,也涌现了一批博彩众长、融会中西于一炉的改革者。这当中,有金城、周肇祥、陈师曾、萧俊贤、萧谦中、陈半丁、齐白石、胡佩衡、汪采白、姚茫父、王梦白、汤定之等,然北派名宿之集大成者,当以金城为首,且影响最大,门生众多,尤其是他倡导“入古出新”的艺术主张,得到了北方画坛众多画家积极响应,可以说,他不仅统治民国北方画坛的艺术走向,也左右了当时藏家的收藏取向。(附图2、3、4、5、6、7、8)

附图2、金城(1878—1926年)

金城(1877—1926年)是近代著名的学者、书画家、篆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绍城,号巩伯、拱北,别署北楼,因世居浙江吴兴,又自号藕湖渔隐,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生于北京,斋名“逍遥堂”。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喜爱绘画,别无师承,全靠临摹家藏古代名迹,几可乱真。所以,他是一位传统功力极为深厚的书画家,擅长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刻,旁及古文辞。早年留学英国,在肯司大学学习政法,毕业后远渡美、法诸国,考察法制及美术,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一位大学者。归国后,回国后初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议委员,后被聘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奏补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宣统二年(1910)法部派金城充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众议院议员、国务秘书,参与筹备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倡议将故宫内库及承德行宫所藏金石、书画于武英殿陈列展览,供广大群众和画家们研究学习。1918年创立了名闻遐尔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聘周肇祥为会长,聘任当时画坛精英萧谦中、于非厂、胡佩衡、俞明、陈半丁等为教师,许多有绘画基础的青年聚集在画学研究会,由金城等讲授古代绘画的成就与艺术。他竭力提倡保存国粹,临摹画稿,一笔不苟,以此造就新国画人才,如以后成为名家的刘子久、马晋、陈少梅、田世光、管平湖、陈缘督等皆出身于此。遗憾的是56岁的金城就因病去世,有专家认为,若是金城不早逝,他的艺术成就会很高,民国美术史也将被改写。金城去世后,画学研究会的部分会员为纪念他,于1927年由他的儿子金潜庵发起组织了“湖社画会”。并编辑出版半月刊《湖社》,后改为月刊,刊登社员及名人作品,介绍古代名画,宣传维护传统画法。湖社影响甚大,成员几乎遍及全国,盛极一时。(附图9、10、11、12)

附图9、金城1921年作秋林万壑图书法对联
附图10、金城山水图镜心
附图11、金城1926年作拟宋人花鸟四屏
附图12、金城己末(1919)年作摹沈石田赠吴匏庵行卷手卷

对中国画艺术,金城始终认为,文人笔墨意笔草草,不求形似,已成中国画学衰弊之源。“工笔固未足以尽画之全能,而实足奉为常轨;写意虽亦画之别派,而不足视为正宗。能工笔者,学写意而不难;专写意者,求工笔者匪易。后人不察,动以写意矜人。谓能尊崇高古,而画之一道,遂失其堂堂正正之师”(见《金拱北讲演录》)。金城对工笔设色绘画富于勇气的大力倡导,使被打入另册已数百年的传统工笔在全国异军突起,亦使北京画坛独树一帜,蔚为特色。从二十世纪时代倾向来看,这也是一个对陈陈相因,因袭古典笔墨的文人画取强烈批判态度,而因引入西方写实,故对传统北宗与院体相对青睐的时代。从这个角度,以金城为代表的北京画家群,则从古典写实传统的角度应和了此种时代风气。京派画风的独特价值和时代意义也就在这里。其后的徐燕荪、马晋、陈少梅、田世光、管平湖、陈缘督、张其翼、惠孝同、刘子久、吴镜汀、吴光宇、卜孝怀、刘凌沧、王叔晖等都是其追随者。所以,金城作为当时北方画坛领袖,门生众多,且多有成就,他的艺术观念和主张极具影响力,也使得古典写实传统这一路画家可谓盛极一时,且统治了民国京津画坛。尽管金城1926年就去世,生前也没有资料显示他遇见过齐白石,但他的绘画理念和主张被当时众多画家所接受和继承,并成为当时画坛的时尚,这一现状直接导致齐白石这路大写意花鸟遭冷落、被排挤。有三件事颇能说明齐白石当时的境遇,第一件事是1926年春,从海外归来的林风眠就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开始施展自己的艺术抱负,实践着伯乐蔡元培的“兼容并蓄”和“学术自由”的治学思想,对教学进行布局和改革。据林先生回忆,曾想请民间画家齐白石到艺专任教,结果遭到校内一群国画教师反对,他们说,如果齐先生从前门进校,他们就从后门出去。可见当时国画教师对齐白石成见有多大。不过,林广纳贤才,顶着压力,不顾大多数中国画教员的反对,毅然聘请齐白石任教。第二件事是齐白石应酬受冷落。据齐白石回忆:“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讨此没趣。想不到兰芳来了,对我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才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事后,我很经意地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兰芳,题了一诗,有句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势利场中的炎凉世态,是既可笑又可恨的。”第三件事是请评论家大佬写文章遭拒。当年堪称是国内和港澳两地第一“名编”的艺评界大佬陆丹林(1896—1972年)时常为吴昌硕、张大千、张善孖、吴湖帆、郑午昌等名家写文章,齐也曾想送画给陆丹林,希望陆为他写文章美言,结果被陆拒绝,当时陆主要也是看不上齐白石大写意花鸟之作,并非与齐个人过不去。(附图13、14)

附图13、中国画学研究会部分成员合影,周肇祥(前排左五)、金城(前排左三)、萧谦中(前排左二)、刘子久(中排左三)、吴镜汀(中排右三)、管平湖(中排右一)、胡佩衡(中排右二)、马晋(后排左二)

附图14、1938年,周肇祥(右三)与张大千(左二)等名流在北平故宫合影(左起:于非闇、张大千、黄宾虹、福开森、钱桐、周肇祥、徐世昌、江朝宗)

笔者以为,齐白石民国时期受到排挤和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木匠出身、节俭小气、甚至吝啬的习性都与当时京城达官贵人格格不入,但最主要恐怕还是他的大写意花鸟画风与当时主流画风不符,因而受到众多画家的诟病和白眼,那时以周肇祥(1880—1954年,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古物陈列所所长)、王梦白(1888—1934年,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中国画系主任、教授)、姚华(1876—1930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余绍宋(1882—1949年,北京美术学校校长)等为代表的艺术大佬,对齐白石这路大写意花鸟画风冷嘲热讽、抨击尖锐,他们认为齐白石的作品是根本不入流的“野狐之禅”,是画匠、匠画。周肇祥是个位高权重、著作等身的艺坛重量级人物,工诗文,精鉴藏,通文史。晚年潜心金石书画,是京津画派的大佬和领袖人物。1926年起担任古物陈列所所长(故宫博物院前身)、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他在北洋时期曾做过湖南省代省长、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是湖南的父母官,但他对来自湖南的齐白石却始终以鄙视的态度,周曾公开跟他的学生说,你们不要学齐先生的画,他的画是骗人的。余绍宋在日记中也写道:“齐尤为荒谬,令人作恶。”王梦白甚至还与齐白石对骂,据石谷风老先生所忆:王梦白、齐白石当年同于北平艺专任教,两人隔岸相对作画,王梦白往往一边绘画一边对齐施以谩骂,还常常学习其湘潭口音以为取乐。有趣的是梅兰芳、王雪涛都是王和齐的入室弟子,他们拜王在前,拜齐在后,但梅兰芳、王雪涛的画风走的还是王梦白一路。尤值得一提的是,连身居上海的吴昌硕晚年也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的话语来讽刺一下自己的“山寨产品”。在这样大环境下,要不是陈师曾、徐悲鸿的提携和相助,齐白石在很难在京城养家糊口。可谁又能料到新中国成立后,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却是一支独秀,万千宠爱于一身,不仅被推举为全国人大代表,文化部授予他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称号,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他拍摄专题纪录片《画家齐白石》,还让他担任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甚至还被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去中南海吃饭。齐白石90岁生日时,北京文艺界组织了200余人为他举办生日庆祝会,至于齐白石大写意花鸟画风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成为画坛的时尚,而传统宋元经典一路画风则被边缘化了,这也验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话。所以,齐白石在建国后名望扶摇直上,大红大紫,风头盖过了所有画家,这恐怕连齐白石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附图15、16、17、18、19)

附图15、周恩来和齐白石交谈
附图16、1956年6月15日,齐白石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附图17、齐白石(前排左一)、徐悲鸿(前排左二)、吴作人(后排右二)、李桦(后排左一)合影
附图18、齐白石作品邮票(上排左起第四枚为《蛙声十里出山泉》)
附图19、齐白石“叶隐闻声”花卉工笔草虫册册页(十八开)尺幅32×26cm×18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可以看到齐白石波澜起伏、冰火两重天的艺术人生。对齐白石的艺术,他自己曾多次说过:“我的诗第一,印第二,书第三,画第四。”但如今看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绘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齐白石地位和影响的直线上升,很多评论家对白石艺术也是不吝赞美之词,有的把齐白石捧上了天,甚至被神化。实际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已意识到之前把老乡齐白石捧得过头了,在他看来齐白石花鸟画仅是雕虫小技,他甚至说过“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艺术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在评价齐白石艺术中,笔者十分注意老一辈名家的评语,如陈半丁、潘天寿对白石的绘画艺术都有评价,但他们说得很婉转,大意认为吴昌硕艺术仍要高于齐白石,这恐怕与他们是吴的弟子有关。不过,评价齐白石最到位的要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的张大千,记得著名篆刻家王壮为与张大千聊起王一亭、吴昌硕、齐白石的艺术。张大千曾说:“王一亭、吴昌硕都学任伯年,但王一亭太‘能’,吴昌硕则较‘纯’。吴昌硕以拙朴篆法入画,甚至章法都是,如他写石鼓文也偏重右上方的格局。所以吴昌硕的艺术成就比王一亭大。但是齐白石之‘纯’,更甚于吴缶老,所以齐白石的作品更胜于吴昌硕。”

当然,对齐白石艺术地位和成就的评价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笔者只是重点阐述齐白石在民国北漂京城坎坷的经历,这段经历堪称传奇,细细品味,耐人寻味。(附图20、21)

附图20、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
附图21、齐白石1925年作山水12屏条

朱浩云简介:

艺术和收藏市场分析人士。1961年5月3日出生,浙江绍兴人。笔名:好运、水天、一俊、晓波、正年等。现任民革中央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古玩业商会理事,上海综合开发研究院收藏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四川张大千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编:董子龙、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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