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来源:搜狐文化 2016-10-12 11:50:00

本报记者江丹

诺贝尔文学奖的延迟公布,留给关注者更多的想象空间。由于文学的普及和通俗,这一奖项比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受到更多普通人的关注。博彩公司依据赔率给出了一些热门人选,如菲利普·罗斯、恩古吉·瓦·提安哥、村上春树、阿多尼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唐·德里罗、阎连科、北岛……啥?除了村上春树和两位中国作家,其余都不认识?没事,读完本文基本就都认识了。

在中国出版作品:《欲望教授》《被释放的祖克曼》《解剖课》等。

(美)菲利普·罗斯:“美国犹太作家”这个称谓没有任何意义

任何一个出生在移民家庭的作家,似乎都不能避免去描写本民族的苦难和美德,但菲利普·罗斯是其中的一个异类。菲利普·罗斯的祖父母是东欧移民,他的母亲则来自美国犹太家庭,1933年,他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

关于种族身份,一度是困扰罗斯的重要问题。身为一个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犹太移民的后裔,罗斯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作家,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裔作家。他说,他人生的最大关切和激情是写小说,而非做个犹太人。

罗斯曾经坦言,“如果我不是一个美国人,我就什么也不是……‘美国犹太作家’这个称谓没有任何意义。犹太人只是身为美国人的另一种形式。在美国,对于我,对于我的同龄人而言,犹太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历史让我成为美国人。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个犹太人而萌生疏离之感。我深感疏离,大多源于美国生活的限制,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

但人们对罗斯的犹太身份期待颇高。1960年,27岁的罗斯凭借他的第一部中短篇故事集《再见吧,哥伦布》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是美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两个文学奖项之一。当时就有声音认为,罗斯的这部作品,没有从犹太传统中汲取养分,反而成为所有反犹太分子长期以来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出色的犹太裔作家,不仅没有书写犹太人的美德,反而揭露了犹太人的堕落和好色,甚至让一些读者认为,“在这个国家,甚至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犹太人存在,会变得更美好、更幸福”。实际上,罗斯并非在剥离自己的犹太身份,而是厌恶作家贴上种族的标签。

在中国出版作品:《黑水》《我不是你认识的人》《天堂的小鸟》等。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那些有点暴力的作品不过是在反映现代社会

1970年,在菲利普·罗斯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十年之后,32岁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也获此殊荣,并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

如果说舆论对罗斯的不满意,是因为他没有充分书写自己原生民族的苦难和美德,而舆论对欧茨的不满意,则是因为她创作的速度太快,创作的数量太多。几乎每年一两部作品问世的创作水准,颠覆了人们对写作质量的一般印象,平庸的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作家能如此多产,而她的作品又如此优质。当普通的我们因为失眠而狂躁郁闷和抱怨不已时,欧茨却珍惜每一个失眠的夜晚勤奋创作,在她看来,那几乎是额外得来的时间。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欧茨被称为是“勃朗特的第四个姐妹”,因为她的作品并不温柔,反而有些暴力。但欧茨说,她不过是在反映现代社会而已,“在我的小说创作中,我力图再现存在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爱情与金钱的困惑,责任与个人经历的矛盾,以及我身边随处都可以感觉到的那种超凡的驱动力,这种魔力驱使人们在暴力中寻求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驱使人们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自杀——这是终极的体验和屈服”。

在中国出版作品:《大河两岸》《一粒麦种》等。

(肯尼亚)恩古吉·瓦·提安哥:一生书写民族的苦难和斗争

恩古吉·瓦·提安哥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这位肯尼亚作家很符合人们对作家理想主义和责任感的想象。他的一生都在书写自己民族的苦难,讲述那片非洲土地上的人们,为了土地和自由而努力斗争的精神。

提安哥跟欧茨一样,出生于1938年。但是美国和肯尼亚不同的土壤和氛围,给予了两位作家不同的写作方向。1964年,提安哥进入英国利兹大学读书,在肯尼亚,能有这样机会的人少之又少。提安哥并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利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只为自己的前途谋划,而是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责任感。回到肯尼亚后,因为反对肯尼亚政府的英语强制教育而被捕,获释后一度流亡英国,后来又迁往美国定居。

提安哥最常被人提起的作品是他描写20世纪肯尼亚人民反殖民斗争历史的三部曲:《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他以肯尼亚吉库尤族的生活为背景,抨击白人殖民者的黑暗统治,以及肯尼亚人为了自由和土地所作出的斗争和牺牲。

在中国出版作品:《名字》《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等。

(美)唐·德里罗:描绘商业社会里的文化欲望

最近几天,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在博彩公司给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名次上升。跟罗斯、欧茨一样,德里罗也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获得者,他的作品被视为“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水准”。

德里罗出生于纽约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9岁从意大利来到美国,后来在美国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在德里罗的幼年记忆里,父亲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巨大,父亲的工作也为一家人的稳定生活提供了保障。

为了打发在游乐场兼职时的无聊时间,德里罗开始接触文学,他阅读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赫尔曼·麦尔维尔等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再后来,大学毕业的德里罗成为一名广告人,在一家国际著名的广告公司担任撰稿人,深受纽约包括先锋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种类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德里罗的很多作品都有对媒介与消费关系的刻画,在他的笔下,大众文化产品实际也是一种消费产品,附加着人的欲望,而媒介则在这种关系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比如在他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品《白噪音》中,主人公不可或缺的两项生活内容是看电视和购物,而在另一部作品《地下世界》中,主人公的记忆里,“电视总会开着”。相对于提安哥作品的沉重,阅读唐·德里罗的作品时,不少读者会感觉相对轻松,不仅是因为他笔下的故事不是关于民族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他所描绘的那个商业社会让我们感到熟悉。

在中国出版作品:《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意义天际的写作》等。

(叙利亚)阿多尼斯:文化只有通过质疑才能变化和进步

很多人对叙利亚的印象是战乱和难民。其实,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它的文学和文学人,生于1930年的阿多尼斯就是叙利亚的一位诗人。

1944年,叙利亚成为独立国家。14岁的阿多尼斯写了一首诗,向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表达敬意,并获得机会在总统和观众面前亲自朗诵。总统问阿多尼斯,你想要什么?阿多尼斯回答,我想上学。一周之后,阿多尼斯得知自己被一所学校录取。

大学毕业的阿多尼斯认为自己肩负着让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好的责任,他参加了政治运动,并被关进监狱。被释放后,他不再热衷于政治,而是开始挑战传统,反思、批判自己的民族文化,表达对阿拉伯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期望,但在一个传统氛围浓厚的社会,这样的行为被视为一种需要勇气和代价的叛逆。阿多尼斯曾如是说,“为一种忠心所驱使,埋头于调和与阐释,却从不自问,从不质疑。而文化只有通过质疑才能变化和进步,只有不断地提出新问题方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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