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看待胡适的全盘西化论?

来源:搜狐文化 2016-10-10 10:46:00

胡适

胡适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久为人所指责的,就是他提出的“全盘西化”论。

1935年,他撰写《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全集·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以下简称《全集》),谈到他在1929年《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引起巨大争议的“全盘西化”一词的使用,说主要针对的是“选择折衷”的论调,他认为这一论调的本质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完全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向世界化的路”。对引起的争议,他改称“充分世界化”;也就是吴景超所同意的胡适在英文中使用的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即译作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易言之,充分世界化,就是现代化。胡适也强调,“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作为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真正“全盘西化”。

胡适之所以用“全盘西化”这样貌似过激的词汇,与他反对调和、折衷的态度密切相关。他在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8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之后,就有人以《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认为胡氏“不无偏激之处”。他在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我们对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特别用一段来解释“为什么要反对调和”:

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一种社会的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免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出来调和。

1935年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全集·四》),也对那些所谓“存其所存,去其所当去”、“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等“最时髦的折衷论调”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本位文化是没有危险的;在文化的冲撞、交流中,被淘汰、被摧毁的,多是没有生命力的;况且并不存在一个去取的标准来让人们去“存其当存、去其当去”呢。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事实上,胡适还指出,从维新、到辛亥革命、到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国民革命以后的这八十年,文化的摧残,并不是由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是由于“破四旧”、城市无序这样的摧毁。

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胡适“全盘西化”所针对的,是两种情况:一是折衷论,“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的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二是自恃我们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辉煌夺目而固步自封、蔑视外来文化。

青年胡适

胡适1917年回国,《新思潮的意义》发表于1919年,取副标题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在提倡新文化运动时,就已谈到了新旧文化的关系。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是手段,通过整理国故(即梳理、研究、评判旧有的学术思想),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显而易见,胡适并不是要抛开或否定中国固有文化,移植西方文化,而是要研究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创造新的文化。没有“整理国故”,没有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就不能“再造文明”。重新研究、重新评估,并不是简单地一股脑否定。许多人不理解胡适为什么在提倡新文化、推动新文学动时,突然提到“整理国故”——在胡适看来,没有对旧文化的研究整理,就不可能创造新文化。他把“整理国故”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有条理的整理”,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它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这才叫做‘整理国故’。”可见,这是项学术工作,要用理性的眼光、用学术方法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传教布道。胡适说:“现在许多人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这个话,放到今天,请高喊国学的人听一下,恐怕不是没有益处的吧。

整理国故,原本是对旧的思想学术的整理和研究;但旧的学术思想文化的载体是古书,于是,整理国故便又顺理成章进入到校勘、整理古书的阶段。这也是胡适作为文史学者的本分,同时也与他“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于1919年)的主张相契合。如果胡适只停留在空喊整理国故,而没有落实到旧文化载体的古书的校勘、整理上,那倒令人不解了。

1926年,他又发表《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全集·三》),1929年提出“全盘西化”,1935年改用“充分世界化”。对西洋文明的态度,与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西洋文明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何输入学理?况且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即使想自外于这个世界,都已不可能。清晚以来,不少人认为西洋的长处是器,是物质文明;中国文化,才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政治体制上,都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不端正对西洋文明的态度,可以说,就不大可能真正实现“再造文明”的目的。

胡适的这篇文章针对人们把西方物质文明仅仅当作是物质、是器,来强调物质或器所承载的文明。“这样充分运用人的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发放的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他1961年11月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也无非是强调1926年的这一看法,说“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是不行的;他要人们能“接受”、“赏识”西方的方明。

他强调的,是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他要提醒国人注意,不要因为自己有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和积累,自恃文化辉煌而蔑视、排斥西方文明。他一生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史之学,提倡并推动文化的改造与更新,并不是真要消灭传统文化。如果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垃圾,是应该被扔进垃圾桶的东西,他又何必花毕生精力去研究呢!他在发表《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的同一年(1926),针对美国人所著《世界史纲》称“中国文明在公元七世纪已到了顶点……从此以后一千年时间里……使中国文明值得记入这部《史纲》的不多”的说法,在英国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全集·十三》)的讲演,说“仔细研究整个的中国文化史,我们便容易相信七世纪的唐代文明绝不是一个顶点,而是好几个世纪的不断进步的开始”。在1927年1月25日的日记中,他说:“有一个问题很有趣,‘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中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四册493页)在胡适看来,中国历史并没有停滞一千年,只是近一二百年的进步或发展不如西洋而已。这哪里是贬低中国文化、贬低中国历史呢!他在1930年1月30日的日记中,对政府废除春节很不以然,认为这是“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第五册644页)。这哪里又有半点“全盘西化”的味道呢!

六十年代,胡适在演讲。

在二战期间,为了让美国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他对中国文化曾作过过分的褒扬,如1942年他在华盛顿作《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全集·十三》),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即已产生;汉代“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中国有“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1949年又在台北中山堂作过《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全集·十三》)的讲演。这些在特定背景下的发言至少说明,胡适并不仇视乃至要抛弃传统文化。今天号召国学、厉批胡适破坏传统文化的儒者,大概没有读到这些文章,否则他们一定要将胡适引为同道了。当然,胡适是不会变成“新儒家”的。他对中国文化是用理性和学术的眼光来审视,而不是用宗教般的热情来鼓吹。1948年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他就明确指出:“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这不是在纠偏,而是对特殊背景下的演讲的理性申明。

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1929年国民党宣传部长叶伧楚发表一篇起首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的文章,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全集·二十一》),进行了有力驳斥。他说,徐世昌的北洋政府还敢下令废止文言的小学教科书,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公告居然还是用四六骈体文,“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随后他“举思想自由作例”,谈到他所参与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这就可以理解胡适为什么会对竭力鼓吹中国传统文化,如新儒家,始终保持批评的态度了。

胡适日记1943年10月12日,读张其昀所办的《思想与时代》,蒋介石出钱,主要人物为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在他眼里的所谓“反动”,主要是指他们“拥护集权的态度”颇明显。何兆武《上学记》回忆西南联大,谈及冯友兰,就说:“当年我们作学生的大多对冯先生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的《新世训》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邹承鲁也说西南联大时期“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

1961年9月,他发表《怀念曾慕韩先生》(《全集·十九》):“三十年前,我对他的议论曾表示一点点怀疑:我嫌他过于颂扬中国传统文化了,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我对他说,凡是极端国家主义的运动,总都含有守旧的成分,总不免在消极方面排斥外来文化,在积极方面拥护或辩护传统文。所以我总觉得,凡提倡狭义的国家主义或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朋友们,都要得特别小心地戒律自己,偶不小心,就会给顽固分子加添武器了。”可以说,终其一生,胡适对颂扬旧文化,都没有放松警惕。

冯友兰

总之,胡适的“全盘西化”,是充分世界化,不是全盘破坏。他接着要说的,是“睁眼看世界”,反对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的是要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反对民粹。他旨在说明,不要以自己的文明很高明为理由,本着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天朝心态,拒绝认真、全面地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全盘西化”之于胡适,是一个口号,是一种态度。1935年3月17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辑后记(《全集·二十二》),最可以说明: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进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如果我们自命作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

其实,一个民族,她文明中优秀的分子就像人的基因,你不查核、不表彰,它也在起着作用;一个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熏染,就像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一样。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除非用暴力,或者脱开(如幼年出国),否则很难彻底摆脱她对自己的影响;至于真正的彻底否定乃至毁坏,恐怕非借暴力洗脑,不易做到。相反,对外来文明优良因子的吸收,如果不大力提倡,是很难让人有意识地自觉地去吸收的。

本文载2016年10月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全盘西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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