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孙中山可以,但不要太天真

来源:凤凰新闻 2016-10-13 11:48:00

列宁批评孙中山时,用过一个词叫“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有的学者在批评孙中山的时候,是否也有这种“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呢?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围绕着怎么评价孙中山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生前的是是非非,也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就此,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杨天石。此为孙中山系列访谈之三,之一为《马勇: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之二为《马勇:会党习气导致了孙中山的历史局限》。

访谈嘉宾: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没有孙中山,武昌起义不会发生

凤凰评论《高见》:你写过一本辛亥革命的专著《帝制的终结》。严格说,武昌起义和孙中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它的组织者主要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者主要是新军中的下层官兵。但是,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你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什么?

杨天石: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不是一个概念。广义的辛亥革命史要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谈起,有18年之久。因此,考察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不能只谈武昌起义,那样视野就太窄了。当然,如果仅从武昌起义的发动来看,孙中山没有很大的直接作用。但是,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的号召和影响之下发动的,这是事实。没有孙中山的革命号召,没有孙中山长期在思想传播、组织发动等方面一系列的工作,武昌起义是不会发生的。

武昌起义之前,有1895年的重九广州起义,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三二九起义等,它们都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或发动的,起了先导作用,武昌起义是在这一系列起义之后,在它的影响下发生的。

以文学社而论,它曾决定届时响应1911年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它在各标营普遍建立代表制,组织工作进入新阶段。共进会的领导人刘公和孙武都是同盟会会员,受过孙中山的影响,孙武甚至被误认为孙文之弟。

凤凰评论《高见》:我读过《辛亥革命史》《武昌首义史》,也看过《孙中山年谱长编》,总体我觉得,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是他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他长期在海外,不能进入国内,而且,他发动的那些起义,除了黄花岗起义的声势稍微大一点,别的起义,基本相当于是古代很小规模的民变,对整个政局或者全国范围来说,影响还是很小的,尽管孙中山他可能会拿这个事做很多的宣传。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边缘人物,尽管他搞革命搞了很多年,但是他没有进入过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毅然决定回国,回国来了之后,立宪派的张謇、赵凤昌等人,为了跟北方对抗,把他捧到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对孙中山来说就是迎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转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天石:“边缘人”,这是个新词。我还不太懂得它的确切含义,大概是:不重要,无足轻重,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大的意思吧?在严谨的科学讨论中,我建议最好不用这种词儿。

我不赞成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是“边缘人物”这一提法。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之际起,孙中山就抓住了推倒清朝政府、振兴中华这个时代大主题,就引领时代潮流,领导革命,他的影响就愈来愈大,拥护者愈来愈多,逐渐成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须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位置,是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投票选举出来的,当时,共有17省的代表出席,每省1票,候选人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3人,孙中山得16票。可见,孙中山的当选是众望所归,并不是有人内定,也不是张謇、赵凤昌在暗中活动,捧出来的。张謇、赵凤昌都是立宪派,不久前还反对革命,他们转变立场归顺革命,对革命有好处,但是,不应把他们的作用估计过高,那样说没有充分的史实根据。

凤凰评论《高见》:那在他回国之前,都做了哪些革命准备工作?

杨天石:他去了英国,去了法国,然后才经过南洋回到上海,为什么?他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外交问题。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必须要求列强保持中立,不要帮助清朝政府来镇压革命。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里面,列强没有直接武装干涉,保持了中立态度。想干涉的是日本,因为中国如果推翻了清朝皇帝,那么就影响日本的天皇制。日本想拉盟国英国一起干涉,但是英国不干,所以日本最后也没有采取武装干涉。

第二是借钱。因为革命需要大量的经费,所以孙中山到英国、法国都是为了借钱。但是那个时候,列强还不知道中国革命鹿死谁手,所以列强表示,我们在经济上也中立,既不借钱给清朝政府,也不借钱给革命党。所以,这个借钱的目的没有达到。孙中山回国,到上海登岸的时候,记者问他,说孙先生你带回了多少钱来,孙中山表示一个钱也没有,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

孙中山1895年的广州起义,今天看起来很可笑。当时,孙中山从檀香山带回来大概6千美金,少数工人会员和技师,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向清朝政府开了第一枪,宣告了革命党的诞生,宣告了革命党人要用武装起义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起了先导、开路的作用。所以可以这么说,因为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人物,清朝政府从此就知道,有人要推翻自己,这个人就是孙文、孙逸仙。

孙中山的会党作风有其历史背景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在美国的时候就加入了洪门,做到了洪门的洪棍。无论是现在的学者,还是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一直在批评孙中山的会党做派,比如说他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加入者要宣誓对他个人效忠,然后还要按手印,这其实对加入者是一个侮辱性的做法。你这么看这一点?

杨天石:这要分几个方面来谈,第一,孙中山为什么要利用会党?会党是传统的游民社会的组织形式。孙中山开始革命的时候是孤立的,他面对的是强大的清政府,他一定要利用传统社会的力量,而洪门具有反清的传统,是当时孙中山在现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力量。如果孙中山不利用这个已有的、现存的反抗力量的话,他利用谁?他当时还不可能去发动工人,也不可能发动农民,所以我说,他只能利用现存的会党,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孙中山先是建立兴中会,后来又建立同盟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建立中国国民党,这都说明,孙中山已经知道仅仅利用传统的帮会不行,必须建立现代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政党。

《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中华革命党把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种类型,革命成功后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还要求党员个人完全服从领袖,要摁手印,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还不能完全把中华革命党看成是会党,它至少还以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专制政府,创制“五权宪法”,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先进思想,会党不可能有。

孙中山建立同盟会的时候,力图按现代政党的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办事。所以我同意你这个看法,中华革命党那套做法,是从原来同盟会道路上的一个后退。但是对这个后退,要有“同情的理解”,就是要理解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做?因为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特点就是涣散,意见分歧,“二次革命”的失败,当然跟革命党的力量弱小有关系,但是也跟当时革命党内部意见不一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强调要统一意志,强调个人权威,个人服从组织,有其历史背景。

凤凰评论《高见》: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喜欢搞暗杀,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后来掌握了政治权力以后,还在搞暗杀。这样做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陈其美。如果这位学者的研究是准确的,那也就是说,孙中山把会党的做派一直带到了革命事业里面,你怎么看这个事?

杨天石:请原谅,我不认为您所说的“这位学者”的研究是准确的。此前有学者提出,暗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宋教仁的同志陈其美,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已有的资料有力地证明,宋教仁被刺和袁世凯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有学者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却力图找出和宋教仁同属一党、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陈其美来当作主谋,我看不出有多少站得住的理由。至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至今没有找出一条过硬的、能令人信服的证据来。

说孙中山喜欢搞暗杀,也不对,孙中山反对暗杀。对孙中山了解很深,组织过暗杀团的蔡元培就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总理最反对暗杀”。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有的学者怀疑孙中山是主谋,也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

近年有学者说,发现了孙中山暗杀柏文蔚的“密令”,其根据是1916年3月孙中山写给居正的信。其中说:“柏(文蔚)宣誓入党,最近亦有书来达意,果到青岛,请当日人面与之相见。叩其服从弟命令否?如彼唯唯,则兄应以总司令地位临之,使就范围。否则,当托萱兄设法去之,毋使纷扰。”柏文蔚原来不赞成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属于以黄兴为首“欧事研究会”一派。后来转变态度,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于3月7日上书孙中山,表示愿意重新在长江一带“谋举义帜”,要求孙中山“指示机宜”。当时,孙中山已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以日人萱野长知为顾问,一心一意在青岛指挥山东起义,初时颇有进展。孙中山此函是告诉居正,如果柏文蔚来到青岛,首先须问其是否服从孙的命令,在其表态同意后,就用总司令的身份接待柏,使其接受领导,否则,就托日本顾问萱野长知“设法去之”。这里的“去之”,意思是使柏文蔚离开青岛,免其在指挥机关中提出不同意见,增加“纷扰”。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密杀令”,完全是误读。试问,柏文蔚放弃原来的立场,投奔孙中山麾下,孙中山却要命令日本人暗杀他。孙中山是疯了,还是丧心病狂?

凤凰评论《高见》:那么,孙中山利用会党组织革命,给革命带来了哪些影响?

杨天石:会党是一种落后的组织形式,主要成分是游民无产者。这些人的优点是敢干、敢冒险、不怕死、讲哥们义气,缺点是见利忘义,没有牺牲精神,不可能长期奋斗。有利可图就来,无利可图就背你而去。杀害宋教仁的主谋之一应夔丞就是典型的会党分子。他最初跟随陈其美,后来被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收买了,才出力谋杀宋教仁。另外,会党强调对帮主的个人服从,不懂得现代民主。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许多次起义失败了,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所以从1910年起,就从依靠会党转变为依靠新军。1910年的广州起义,主要人物是新军军官倪映典,1911年的三二九起义,则是革命党的骨干自己上阵。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新军,从会党转移到新军,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坚持武装反袁没有错

凤凰评论《高见》: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发动的三次战争,反袁、护法、北伐都是错误的。宋教仁死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当时国民党党内的其他人全都反对,但是孙中山他仍然要发动。这位学者认为,当时的司法体系已经独立,正在调查这个事情,法院的传票已经发给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了,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但是,孙中山坚持要搞“二次革命”,等于破坏了自己创建的共和。你怎么看?

杨天石:“二次革命”是一次匆匆忙忙、准备不足,而且受到很多人反对的一次革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搞急了,搞早了,但是,孙中山坚持以武装起义来反对袁世凯,这一点没错。当时袁世凯政府是中央政府,你能够想象,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上海的地方法庭会把宋案的真相搞得水落石出吗?袁世凯会遵守法律、服从法律吗?

孙中山完全可以把这个官司再打下去,利用法律斗争,揭露其敌视民主、复辟专制的行为,争取国民的同情和党内更多人的支持,军事上也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但是要推翻袁世凯,仅仅靠法律斗争是不可能的,袁世凯是军阀,靠枪杆子治天下,他要当皇帝,推翻袁世凯只能够靠枪杆子。历史证明,云南护国军一起义,袁世凯很快就完蛋了,靠的是什么?枪杆子。

孙中山既要让位于袁世凯,又要防范袁世凯搞专制、独裁,处于两难境地。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孙中山的一些违反“程序”的做法,不能把袁世凯幻想为奉公守法的正义典型。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就批评过他有独裁的倾向。他1912年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宋教仁就想搞内阁制。但是,孙中山坚持搞总统制,权力在总统;而到孙中山即将下台的时候,他搞了一个《临时约法》,又要搞内阁制,权力在国会。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做非常大总统的时候,他连总理都不要了,还是搞的总统制,对此,你怎么看?

杨天石:这些现象我还可以补充一些。例如,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原来临时参议院已经投票决定定都北京,但是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同意,于是,重新投票,改为南京。为什么?因为北京当时是袁世凯的老窝,传统势力深厚,必须将袁世凯从他的老窝中调出来,让他到南京这一传统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来当总统。关于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这也要从对袁世凯斗争的角度考察,才易于理解。总统制、内阁制都是现代民主的形式。不是说总统制就不是民主,也不是说内阁制就一定是民主。孙中山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前后变化完全取决于如何更有利于发展民主力量,维护革命成果,防范袁世凯。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最终让位后,革命果实还是免不了被袁世凯蚕食。

杨天石: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第一,立宪党人和不久前刚刚反正的清廷官吏普遍拥护袁世凯;第二,洋人,特别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支持袁世凯;第三,革命党人力量不足,最大的困难是没钱。

革命党人从上海打到南京,枪支、弹药从哪儿来呢?靠日本的借款。孙中山最初想北伐,一直想打到北京,但是军队要吃饭吧?要武器吧?要弹药吧?没钱。不仅北伐没有钱,连维持南京附近的十几万部队的饷银都困难重重。所以孙中山当时想向日本借1000万,企图以之解决北伐所必需的经费。据日文资料,孙中山曾向一位日本朋友讲:“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俟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措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定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日本挚友宫崎滔天也有类似回忆。然而,日本人在这关键时刻,不肯拿出钱来,没有支持孙中山。在这个情况底下,孙中山只能够接受议和条件,让位给袁世凯。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跟日本人借钱,孙中山当时就说,将满蒙委于日本。

杨天石:是的。这个问题我曾写过文章《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可以参阅。这是孙中山的大缺点,应该批评,但是,他是为了借钱北伐,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且也并未实行。

孙中山虽然决定让位,但不能就此放手,对袁世凯不加防范。在清末的新政中,袁世凯表现不错,有成绩。但是,袁世凯在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投靠西太后,出卖谭嗣同等人,这些,人们记忆犹新。袁世凯不会有任何近代民主思想,这是肯定无疑的,对于这样一个掌握了中国最高权力的军阀,不能不加以防范。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正式让位于袁世凯之前,抢时间制订并公布了《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体现民主精神和权力制衡原则的根本大法,是划时代的创举。它将辛亥革命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将国家主权交给“国民全体”,明确规定了人民应该拥有的诸如言论自由等各项自由和权利,赋予人民以考察、任免、甄别、评价各级官吏的权力。它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选举产生,接受参议院弹劾,甚至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这就废除了世袭制或指定制。这些本应大讲特讲,但是,有学者却对此闭口不谈,大谈制订和公布约法过程时的种种违法之处,指出其是“民国初年政治混乱的根源”,这就难于理解了。

凤凰评论《高见》:关于孙中山在历史上的地位,你怎么看?

杨天石:孙中山有缺点。比如,有人说孙中山好色,他自己也讲,除了好读书之外,还好女人嘛,但是,不要热衷,更不要首先去讲这些东西。孙中山毕竟把专制制度推翻了,把君主专制推翻了,前无古人。孙中山所创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会在中国生根发展。列宁讲,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是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完整的民主主义。所以,我们要高扬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旗帜,永远反对专制,发展民主,一丝一毫、每时每刻都不能背离。

我理解有些学者的立场,破除迷信。自然,凡是迷信都应该破除,但是,千万要注意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一切要从可靠的史实出发,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不能从模糊无根之谈出发,从曲解史料出发,更不能超越时空,从完美无缺的理想、愿望出发,苛求前人。孙中山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如果连孙中山在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这点,我们也不充分肯定的话,那就颠倒主次了。列宁批评孙中山时,用过一个词叫“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有的学者在批评孙中山的时候,是否也有这种“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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