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酬神到酬人——乡村社会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来源:全网资讯 2018-01-11 00:00:00

乡村社会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传统农业社会,即便官府的管理与号令没有顾及于此,但农民依然凭借强大的创造力,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关系与管理法则,这一切不仅有着与城市社会截然不同的特点,且充满了乡土民情。

韩茂莉教授研究专著《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从地理学的视角入手,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方法,结合田野调查的亲身体验,对山西乡村农户的构成与农业生产空间、基层管理与空间秩序、婚姻圈的空间范围、商业活动与村民出行距离、乡间祭祀的空间表现、水利管理与社会组织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综合考察,从而呈现出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的基本面相及其村民生活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近代社会剧烈变动情势下,传统理念与习俗对山西乡村社会或村民生活的实际影响和控制力。

*文章节选自《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韩茂莉著三联书店2017年11月刊行)“第六章祭祀圈的形成与村民社会交往”。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山西太古县城内(20世纪初,美国地质学家张柏林摄)

祭祀圈的形成与村民社会交往(节选)

文 |韩茂莉

宗教信仰或对神明的尊奉,几乎和人类自身的历史相伴,从人类之初,延续至今。近代山西村民如同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尊神、敬神,从不失礼数,不仅修造了众多的祠庙寺观,且形成了固定的祭祀礼仪。对于神明的祭祀,必亲历亲往方显心诚,乡村百姓走多少路参加庙会,前往哪座寺庙祭祀神明,既是习惯,也是地理问题。祭祀圈表述的就是同一座寺庙或祭祀地稳定的香客群构成的分布空间,这一空间既能保障庙堂香火供应,又不违村民出行条件,兼顾神与民的双重要求。

祭祀庙中的神明是件热闹事,为了悦神,祭祀往往伴随演戏赛会,因此而云集了大量祭祀者与参观者,这样的活动不仅提升了祭祀的场面,而且为商家带来商机,祭祀、庙会、演戏成为乡间同时并举的活动。

“文艺搭台、经济唱戏”,是当代地方政府常提的口号。这一口号不但时尚,且颇具传统。村民对神的祭祀,既庄严又欢乐。庄严在庙里,规定的仪程,规定的贡献;欢乐在庙外,各色的表演,各色的货物。无法分辨清楚,村民前往庙会是祭神还是赶会,也许庙会的魅力就在于既服务人,也服务神,进而成为终年辛苦劳作村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历史时期庙宇遍布山西乡村,如后土庙、关圣庙、观音庙、东岳庙、中岳庙、稷王庙、城隍庙、玉皇庙、龙王庙、八蜡庙、风伯雨神庙、社稷庙、二郎庙等,几乎村村有庙,家家敬神。仅以关帝庙为例,目前清代以前建筑遗存1500多处,而清代兴建的关帝庙竟达1200座,透过数据,我们能够想象当年山西庙宇林立的景象。这些笼罩在乡民头上的衮衮众神不仅左右着人们的信仰,而且在更多方面参与并影响了乡村生活。正是这样的原因,赵树理《盘龙峪》中记有这样的风俗:“遇着了敬神的事,邻里们平常有点交情的,往往打伙攒凑一份香火来陪祭,名曰‘邀神’。”祭祀庙中的神明是件热闹事,为了悦神,祭祀往往伴随演戏赛会,因此而云集了大量祭祀者与参观者,这样的活动不仅提升了祭祀的场面,而且为商家带来商机,祭祀、庙会、演戏成为乡间同时并举的活动。这类活动,在山西各县方志中留下多处记载:

岁时社祭,夏、冬两举,亦古者报啬之遗。又乡镇多香火会,扮社鼓演戏,招集贩鬻,人甚便之。(光绪《直隶绛州志》卷二《风俗》)

社祭夏、冬两举,率多演剧为乐,随其村聚大小,隆杀有差,犹报啬之遗也。(道光《直隶霍州志》卷一五《风俗》)

惟尚淫祀,村必有庙。醵钱岁课息以奉神,享赛必演剧。(道光《赵城县志》卷一八《风俗》)

邑俗,族必有庙……惟大族祠庙,多建戏台,祭祖日恒演剧。(民国《临晋县志》卷四《礼俗略》)

邑俗迷信鬼神,由来已久,村各有庙,户各有神,其最普通者,为岁首之祭。而结神、迎神、演戏、赛会之事,平时多有行之者。(民国《翼城县志》卷四《礼俗》)

临俗尚鬼崇祀,然而鬼非其鬼,祀非所祀也。百室之里,三家之村,无不有庙,岁时享赛,拜跪无常仪,飨献无常数。庙会则妇女老幼什百为群。(乾隆《临晋县志》下篇卷二《群祀篇》)

乡间的庙会、祭祀地的位置,表面上看似无序,全凭传说与信仰形成规模,事实上庙会与庙会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在长年的选择中约定俗成,而且暗含许多与经济、社会相关的空间规律。

往日的山西村村有庙,但庙会并非村村皆有,只有能够联村并社针对同一庙宇从事集体祭祀的地方,才具备兴办庙会的条件。以翼城县为例,民国《翼城县志》载,县城设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孔子庙、八腊庙、马神庙、后土庙,依托这些神明,每年均会举办庙会,其中:

后土圣母庙在东城……每年阴历三月十六日为城关人民迎神大会,远近村庄亦统来结社、演戏、敬神,自十四日起,至二十日止,求子者焚香、叩祷,往来不断,极形热闹……此外,东河下演戏赛会亦于三月十四日起,是日由该村饰演故事,来城搬神,至三月十六日城关人民结合团体,装演高抬、旱船、竹马、太平车等故事,至东河下庙内复迎神驾回城内。神驾坐铁轿约千余斤,而抬神之夫四乡皆有,每抬一段,则旋转多时,谓之旋娘娘,沿途如是,至五更神驾方归殿。又一后土祠在尧都岭,阴历三月十九日上石门、尧都、西白驹等村轮流演戏赛会,牲畜、京货、农具等皆来斯会出售,异常热闹。

泰山庙,一在北门外冰清镇西北隅……每年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土人敬神、演戏、赛会,极为热闹。又石桥村、中卫镇、人望村均有是庙。

汤王庙在城西郊……每年阴历十一月初五日至腊月初五日止,大会一个月。庙外会场排列陶器、皮货、毡货、铁货、竹器、木器、椽厂、农具、牲畜等无所不有,庙内京货、估衣、绸缎庄、布庄,各生意亦无所不有。而本县四乡以及邻县,阳城、沁水、浮山、绛县等处男女均来斯会买物,日不下千万人,此为岭南驰名第一大会,实为他会所不及。又上吴村亦有是庙,阴历四月初八日演戏、赛会,会场多摆卖农器,届期村民抬神赴佛山取水,如祈雨,然无论涝旱必举是礼,古俗也。

山西乡间庙会

这些关于庙会的记载传递祭祀、演戏、商贸三位一体并存于一项活动这一信息的同时,也显示了庙会所在地的位置。将这些信息落实在地图上,不难发现庙宇的修建固然系之神明,但由于祭祀神明的活动并非独立存在,故祭祀与演戏、商贸拥有共同的参与群体,而且形成稳定的辐射范围。几乎每个祭祀地均形成自己的影响空间,民国《翼城县志》对于上石村为核心的龙王二圣庙、以覆釜山为核心的武当庙与以西符册村为核心的卧龙岗庙祭祀区均留下结社信息,不仅申明以祭祀为目的结社在于敛聚资金费用,而且显示了祭祀区的基本范围。显然结社囊括的村落就是祭祀区,而社与社之间的界限就是祭祀区与祭祀区的界限。

翼城县庙会分布图

龙王二圣庙、武当庙与卧龙岗庙所形成的三个祭祀区相互毗邻,每个祭祀区基本处于以祭祀地为中心,半径约5公里的范围之内。除上述三个祭祀区外,民国《翼城县志》还记载了黑虎神庙、乔泽庙的结社情况,黑虎神庙祭祀区以关门(今官门)为起点,结社村分布在半径五六公里的范围内,这一结社区与前面三个范围相近,但乔泽庙祭祀区较小,以程公村为中心,半径不超过3公里范围内。将民国《翼城县志》中记载的所有祭祀地即庙会所在地的位置梳理后,可以看出除同为后土庙的翼城与李家庄(尧都)之间的距离约17公里,其他祭祀地之间的距离多数在10公里以内,假定地方志所载祭祀地全无疏漏,那么理论上每一个祭祀地的影响半径应在两个祭祀地之间的中点,以距离最远的翼城与李家庄为例,相同的神明,村民根据自己居住的村落选择祭祀的庙宇,各自的影响半径应不超过8.5公里。5公里半径,是村民一日内能够轻松往返的距离。保证村民一日内往返十分重要,这是赢得村民趋向的底线。事实上无论维持庙宇存在还是举办庙会,保证足够的经济收益是基本前提,一定范围村民的支持是必要条件,而村民前往祭祀地既不能因太远而无法到达,又要避免因距离过近而出现竞争,5公里这一一日内往返距离是趋向某一祭祀地或庙会所在地的理想距离。乡间的庙会、祭祀地的位置,表面上看似无序,全凭传说与信仰形成规模,事实上庙会与庙会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在长年的选择中约定俗成,而且暗含许多与经济、社会相关的空间规律。

翼城县庙会之间距离

当然,庙会5公里影响范围并非一定之规,翼城县治所在地不仅设有众多庙、坛,且拥有大量的商家,因此县城中,无论哪一类型的庙会,均会影响较大范围,一般会超过5公里。如前所引,设在县城西的汤王庙庙会,“本县四乡以及邻县,阳城、沁水、浮山、绛县等处男女均来斯会买物,日不下千万人,此为岭南驰名第一大会,实为他会所不及”。而其他地方的祭祀活动规模较小,花销也不多,结社所及范围自然有限,如乔泽庙结社涉及的五村基本分布在半径不到3公里的范围之内。

同样,在民国《襄陵县志》中也可看到类似的记载:“城关乡镇立香火会,招集商贾,贩鬻货物,人甚便之。逢会开庙,各有定期。城隍庙四月十五日、七月初一日、十月十五日逢会,南关二郎庙三月初一日逢会,黄崖村华神庙清明节、六月十三日逢会,南辛店村娘娘庙三月十八日逢会,薛村娘娘庙七月初十日逢会,大陈村东岳庙三月二十八日逢会,京安镇关帝庙四月初八日、九月十七日逢会,邓庄财神庙三月十三日、九月十七日逢会,安李村龙王庙六月十八日逢会,贾庄村药王庙二月十五日逢会,陶寺村关帝庙四月初八、六月二十四日、十月十五日逢会。”将襄陵各个庙会位置落实在图上,不难看出彼此之间的距离基本在10公里以下,若取其中点,影响范围不到5公里。且若依会期而论,襄陵县城与陶寺两处庙会规模最大,县城城隍庙一年举办4次,陶寺依托关帝庙举办3次,在整个县域内形成南北两处商贸中心。

襄陵县庙会分布与距离

与襄陵地理环境不同,平鲁县以明长城为西边,位于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地带。就地理形势而言,这里不仅是西北边塞,地处农牧交错带,也是骑马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经济文化交融区。

在这种特殊的地理背景下,物品交易成为长城两侧人们的迫切需要,依托寺庙的祭祀,庙会迅速转向庙市。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谢永栋在山西平鲁的调查涉及全县近二十处庙会地,其中以只泥泉村、七墩村、大河堡村各自为中心形成的庙会承办村落,成为我们了解边塞地区庙会影响范围的重要依据。调查指出,位于只泥泉村的清泉寺每年农历九月初八举办庙会,“每到会期,远近人士都来赶会,有烧香求福者,有出售货物者,还有悠闲观景者,人山人海,络绎不绝”。东山上、刘辛庄、韭菜庄、张家山、下纸房等村是参与只泥泉村庙会的基本村落,并旁及下水头、下木角等村。这些村落与只泥泉村距离不等,五个基本参与村中,张家山村距只泥泉村6公里,与其他村落共同位于同一面黄土坡上,地理条件使这些村落自然形成最基本的祭祀圈。下水头、下木角两村距清泉寺只泥泉村均在11公里左右,且受吕山河所隔,虽然加入清泉寺祭祀圈中,但不具备稳定性。大河堡有关帝庙,每年农历六月十八举行庙会,除大河堡举办方外,周围参加庙会的村落如九墩沟、响水营、赵家窑、大嘴沟、魏家窑、黑家窑等村的民众均需献过“布施”,然后获得参会资格,布施的目的在于获得赞助资金,与前述“社”的形成在于经济基础具有同样意义。以大河堡为中心,关帝庙庙会的布施村大致分布在以3.7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与大河堡相邻的七墩村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每年农历六月十六坐落在这里的龙王庙举行庙会,附近新墩村、孙良沟村、骆驼咀村、税家窑村等村通过“布施”参加庙会,这一布施范围中孙良沟村(今改为松梁沟)距七墩村最远,约4.6公里,其余各村均在2.5公里左右。平鲁县地处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带,面对农业民族与畜牧业民族之间的物品交易,祭祀与庙会融为一体,同时发挥双重功能。

平鲁县只泥泉村清泉寺参与祭祀村落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载有许多乡间往事,庙会、灯会自在记述之中。刘大鹏为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卒于1942年。1884年中举人,后长年在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祐卿家任私塾先生,是当地颇有地位的缙绅。刘大鹏日记中的记载,在展示了祭祀、庙会通常活动之外,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地理信息。首先,根据道光年间晋祠镇一带秋成报赛,抬搁送神,所经晋祠、纸房、索村、东院、三家村、万花堡、濠隍、东庄、张巷、南大寺、北大寺、塔院、赤桥村13村的范围分析,以晋祠为中心的送神活动半径基本在3公里范围之内。第二,太原县县民抬搁迎神路线,由县城起至南城角村、小站营转西上牛头坡、赤桥村、明仙峪、涧河,赴晋祠镇。送神路线从县城出发围绕晋祠转圈,整个路程约25公里,其中明仙峪距晋祠最远,在10.7公里左右。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即使晋祠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庙宇,通常的祭祀、赛会活动也基本保持在10公里左右的范围之内。至于赤桥、花塔、纸房三村彼此之间相距不过1—2公里,且共同依托晋祠水源灌溉、造纸,故经常互相联合共同祭祀晋水水神,成为以晋祠为中心大祭祀圈中的小祭祀单元。

《晋水图志》晋水灌溉村庄图

庙会原本是祭祀活动的伴生物,当它上升为主角之后,为人们生活带来的乐趣远远胜过祭祀本身。

庙会原本是祭祀活动的伴生物,演剧也是为了酬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本来的功能反被忽略,而民众的参与以及由此带来的欢乐逐渐冲淡了敬神本身的意义。相隔两里的邻村,可以因演戏观戏而停学,乡间的女人们成为赶会、听戏的主角,此外庙会不仅演戏、售物,也间杂赌博,所有这一切在时代的变化中已由酬神转为酬人。

庙会为乡间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提倡移风易俗,祭祀神明逐渐淡出乡民生活的同时,祭祀的伴生物演戏、商贸乃至于乡民的交谊逐渐提升为庙会中的主角。20世纪中期,诞生在山西的山药蛋派作家在作品中书写了大量的乡土人情,以鲜活的事例再现了庙会、民风、民俗。胡正《七月古庙会》是这样描述人们等待庙会的那些准备:

七月十五日是大峪口村里一年一度的欢乐节日——古庙会。每年都要唱一台好戏。于是,人们又谈起了那一年是谁来唱的戏,唱的如何如何,你说这一个唱的好,他说那一个演的强;你说今年还要请这家来唱,他说今年一定要请那家来演,于是又引起一场愉快的争论。

在这些人们愉快谈天的时候,在许多人家的大门口,你又会看见不少的闺女和媳妇子们,坐在那里做针线活。这一个缝的是粉红色的衫子,那一个又做着一件花裤子。

庙会原本是祭祀活动的伴生物,当它上升为主角之后,为人们生活带来的乐趣远远胜过祭祀本身。

唱戏的消息像风一样立刻传到附近村里,本来是赶会的日子,人们来的更多了。那些消息最灵通的小摊贩们,早已在戏台两旁,在庙院周围,摆好了他们的摊子。看吧,这里有扫帚、簸箕、绳绳索索,那里有镰刀、锄头、木锹、木叉,这里是铁锹、头,那里又是犁铧和麦耧,还有各种粮食和蔬菜。到会上来成交生意的,带着牛、驴、骡马,以及猪、羊、鸡兔等等各种大小牲畜的主人们,又是那么认真地和别人捏弄着手指头,用捏手指头商议着有零有整的价钱。在靠近庙院的街上,是各村来的供销社搭起的棚帐,摆着各色各样的布匹、成衣和日用杂货。在庙院跟前,在戏台旁边,是那些卖吃喝的小摊贩。看吧,戏台这面是一锅水饺,一锅肉丸子,那边又摆着西瓜、甜瓜、桃子、果子、凉粉、灌肠和豆腐干。在卖汾酒和本地烧酒的摊子旁边,又来了一推车熟牛肉、一推车熟驴肉……总之,你在农村集会上看见的那些东西,都应有尽有了。在庙院当中,站着年轻的和上了年纪的男人们。小伙子头上包上两三块花毛巾,有的竟至包了五块,显出他们那英俊的姿态。庙院周围,闺女们和媳妇子们,也有一些老大娘们,站了满满的一圈,好像全世界的花花布都摆到这里来了,而且,她们手上还拿着一把小花扇,天气热啊!于是你看吧,就像许许多多的花蝴蝶,在五颜六色的花丛中飞着。

戏剧散去,人们的心情快乐、满足。“孩子,睡在大人肩上。板凳,睡在大人肩上。他们回来了,带着星光,带着灯光,带着灯光下的那一片情景,带着为剧中人开出的泪花和笑影,一直带到梦中。”(《社戏》,《臧克家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59—160页。)

事实上,对于乡民而言,庙会不仅如同集市、戏场,有着数不清的热闹与乡村交易,而且也是乡民的交际场所。平日里忙于农活的农民,围绕自己的地亩耕获,几乎足不出村,熟识的也都是村里人。庙会则不同,十里八村均汇聚在同一个空间,不熟识的、难得见面的均在这个场合相遇了。这场面正像臧克家《社戏》文章所写的那样:“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自己的女儿,女儿的小姑,几乎不走动的亲戚,因此也走动起来。”至于那些男女青年,也在这时获得了相见的机会。胡正《七月古庙会》写到大峪口村:“这些年轻的女人当中,有一位名叫李兰花,她正在给自己赶缝一件淡绿色的短袖上衣,到七月十五那一天,周围村里的人们都来赶会、看戏,她的好人——未婚夫当然也要来。从春耕开始以后,他们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体现在因祭祀而兴办的庙会,以及因庙会而扬名的祭祀,两者之间虽然经历了从酬神到酬人的历程,但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变化。而决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济基础来自结社酬资,结社的范围仍在十里八村之内。

《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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