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隐娘时期的唐代:中央权威日暮西山

来源:网易新闻 2018-03-14 12:01:36

聂隐娘的故事发生在田绪、田季安时代的魏博。这一时期是唐代中央权威日渐瓦解的衰世,但正是这样一个朝廷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不断发生着明争暗斗、合纵连横的变动时代,为聂隐娘这样传奇的出现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闰二月,朝廷接受仆固怀恩的建议,分别任命史朝义的降将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昭义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防御使,以招抚的方式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在表面上恢复了帝国的平静。在唐廷安置安史降将的四镇中,除昭义在辖境几经分合后,转归唐廷控制,反倒成为朝廷遏制河朔的前哨阵地外,余下的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河朔三镇。骄横跋扈的河朔三镇拥有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行委任官吏、节度使之位由父子兄弟自相承袭种种后来得到唐廷默许的特权,唐人习惯称之为“河朔故事”,“虽名为藩臣,羁縻而已”,以此为标志揭开了藩镇割据的时代序幕。从传统的观念来看,这当然是唐代中央权威日渐瓦解的衰世,但正是这样一个朝廷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不断发生着明争暗斗、合纵连横的变动时代,为聂隐娘这样传奇的出现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外来武夫经营下的魏博

聂隐娘的故事是以魏博为舞台展开的,而在河朔三镇中,位于最南面的魏博虽然在后世被公认为其中实力最强者,但起初唐廷不过仅于魏博德沧瀛置防御使,可以想见当时田承嗣在四镇中可能算不上强大,而且与幽州、成德这些在叛乱之前便被安禄山直接控制或与之毗邻的地域相比,南面的魏博不仅位于河北的腹心,更是文化繁盛之地,山东旧族不少便出身于此,周边的不少郡县还曾响应过颜杲卿反抗安史的起义,恐怕算不上是浸染胡风的地方。而作为外来的异乡人,田承嗣能不能在魏博站稳脚跟,割据一方,最初恐怕还是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但也正是这位来自北方平州、世代为卢龙军裨校的强悍人物,用自己铁血而高明的政治手腕奠定了魏博在中晚唐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田承嗣经营魏博之始便意识到了这种危机,《旧唐书》本传云其“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迅速扩充军力。另外可以注意的是,魏博的军事基础并不完全仰赖来自北方的胡骑,而是拣选魏博当地的丁壮充任,强烈的乡土意识成为日后魏博军队的重要特质。作为传统的富庶地区,魏博的财富与人力也足以支持田承嗣“重加税率”的扩张政策,这是其比其他藩镇优越的地方。另一方面,田承嗣的运气也不错,仆固怀恩的叛乱使得唐廷一时无暇东顾,客观上给了他喘息的机会。作为叛顺不定的强臣,田承嗣在传统史家眼中的形象自然算不上光彩,因而也不会正面评价他的政治才能,而其故吏裴抗撰写的《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则对他治理魏博的业绩大肆宣扬:“初,公之临长魏郊也,属大军之后,民人离落,闾阎之内,十室九空。公体达化源,精洁理道,弘简易,刬烦苛。一年流庸归,二年田莱辟,不十年间,既庶且富,教义兴行”,这种给逝者贴金的文字固然同样不能太过当真。但经长期战乱之后,田承嗣大约在稳定魏博局势,恢复社会生产方面还是颇有一番作为,否则很难解释一介外来武夫仅凭横征暴敛的高压统治,便能在短时间内将一个传统汉文化的核心区改造为抗拒朝廷权威的壁垒。

羽翼渐丰之后,田承嗣的桀骜不驯便显现出来,与其他的藩镇相比,他并不仅仅满足于保境自守,而是抓住一切机会拓展自己的地盘,挑战朝廷权威。大历年间田承嗣挑起的“一文一武”两件事情很能显示出他的性格,一是在大历八年(773),田承嗣公开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营立祠堂,并颂扬他们为“四圣”。朝廷拿他没有办法,只能又赏给了他一个同平章事的头衔,换取他拆除祠堂,勉强保全了些许颜面。面对田承嗣的挑衅,代宗皇帝“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务优容”,只能祭出“和亲”的旧戏法作为绥靖的手段。大历九年(774)许诺将永乐公主降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但田承嗣并没有罢手的意思,紧接着在大历十年(775),他煽动昭义部将裴志清作乱,驱逐节度使薛崿,借机将相、卫、洺、贝四州收入囊中,大大扩展了实力。这次唐廷终于不能坐视不管,发兵征讨,双方大打出手了两年有余,但朝廷并没占到什么便宜,只能找了个台阶赦其罪了事,还赐给他铁券以示安抚。

田承嗣晚年魏博的权力结构

好在这位难缠的枭雄不久之后便告去世,但让人感到蹊跷的是这么一位重要人物死亡的时间,史书中的记载却存在明显的分歧。两《唐书》本纪、《新唐书》本传、《通鉴》皆记其卒于大历十四年(779)二月,但《旧唐书》本传则云其卒于大历十三年(778)九月,相差有半年之久。这两种不同记载的史源都比较容易确定,《旧唐书》本传大约本自裴抗所撰《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碑文详细记录了田承嗣从大历十三年二月构疾,到九月甲午卒,以及其后唐廷派遣谏议大夫蒋镇册赠吊唁,最终至十二月十四日下葬这一系列事件,连续而有条贯,似乎更为可靠。但两《唐书》本纪大历十四年二月一说应当出自实录,要说实录系错了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去世的时间似乎也显得有些说不过去。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在田承嗣的身后的安排上朝廷与魏博之间曾发生过某些不为人知的争斗,以至于朝廷方面直至次年二月才正式公布田承嗣的死讯,连带着任命其侄田悦为节度留后,从此默认了魏博节度使自相承袭的特权。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一些草蛇灰线都与田承嗣继任者的选择有关。尽管田承嗣去世时享寿七十五岁,且有子十一人,但本传云其除了田维、田朝、田华三位之外,余子皆幼,所以不得不安排其侄田悦袭位,似乎暗示田承嗣与唐高祖李渊一样,坐上魏博节度使的高位之后,便过上了安逸享乐的生活,直接的成果便是这八位年轻的子嗣。但为何田维、田朝、田华三位成年者皆未能承位?其中田维位至魏州刺史,从地位来看颇有接班的迹象,可惜在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弟李宝正打马球时,李宝正的马受惊冲撞,误杀了田维。这件事导致成德与魏博交恶,这也是大历十年战争之初,幽州站在朝廷一边,协助讨伐魏博的原因。田朝后来曾任淄青治下的齐州刺史,似乎并未仕于魏博。而田华则是代宗选定的驸马,想来代宗之所以选其为驸马,大约也是看到田维死后,田承嗣继位的人选发生变数,有意在田氏诸子中扶植亲唐的力量。那么大历十年双方的战争爆发之后,田华的失宠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田承嗣晚年,魏博的权力结构可以从两份文献中窥见一斑。一份是《册府元龟》卷一七六所载大历十二年三月,代宗赦免田承嗣罪状的诏书中所开列的名单,按顺序分别是田庭琳、田悦、田绾、田绪、田纶。另一份则是大历十三年《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中所载的名单,这一名单详细罗列各人官位并排列高下,是反映当时魏博权力结构的重要文献,故引述如下:“公令弟御史大夫兼贝州刺史北平郡王庭琳,雅量冲远,天姿颖出。内安黎庶,绍龚黄之名;外镇封疆,弘鲁卫之政。公爱子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悦,驾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绾,从子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昂等,皆才杰而妙,器周而敏,卓然自立。克茂家声。”观察这两份名单,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田朝、田华都未出现在其中,可知这两位此时都已被排除出魏博权力的核心;二是田承嗣之弟田庭琳地位崇重,封爵北平郡王,特别是在《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中被单独表出颂扬,地位在田氏子侄之上,俨然也是承位的候选人之一;三是田悦虽说是田承嗣之侄,但实际上已经过继给田承嗣,故得以位列田绾之前,在宗法身份上已与田昂之辈不同,这也是他得以最终承袭节度使之位的重要原因。

田氏武装集团的瓦解和唐廷对魏博的笼络

不管背后究竟有何争夺,最终田承嗣将卒,“命悦知军事,而诸子佐之”,田悦最后成为了这场暗战的胜利者。田悦行事颇类田承嗣,亦是枭雄式的人物,本传称其“骁勇有膂力,性残忍好乱,而能外饰行义,倾财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而不久之后代宗去世,德宗新立,德宗少年时代曾饱尝安史之乱中流离之痛,其生母沈氏便因此下落不明,当年一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珍珠传奇》便以此事为背景。故当其继位之初,正是要锐意进取、重致太平的时候,双方间的冲突几无可避免。恰好在德宗即位的次年,成德李宝臣、淄青李正己先后去世,德宗拒绝了李惟岳、李纳两人袭位请求,试图更易河朔故事。此事虽与魏博无涉,但田悦主动与两人结盟,共同起兵反叛。这场大战历时四年,幽州、成德、魏博、淄青四镇节度使曾一度各自称王,结盟对抗唐廷。唐廷迭经苦战,也未能底定乱局,反而导致后院失火,引起泾师哗变,德宗仓皇出奔奉天。这是安史乱后藩镇与朝廷对抗最激烈的一役。受此挫折,不但德宗一改初衷,晚年姑息藩镇,即使在宪宗元和中兴全盛的时代,亦不敢完全废止河朔故事。可以说,这场战争的失利,迫使唐廷认清其力量的边界所在,即已无力仅凭武力重建统一的局面。

但田悦也为自己的骄横付出了代价。长期战争带来伤亡与负担使得魏博军民不胜其苦,而此时田承嗣立嗣时埋下的隐患便显露了出来,田承嗣之子田绪利用上下离心的机会,发动政变,诛杀田悦,自立为留后。田绪的政变虽然在表面上没有改变魏博的政治格局,却是田氏魏博由盛转衰的起点。田绪在政变中屠戮甚多,除了田悦一家外,并连及其亲兄田纶及二弟等田氏骨肉,史称“自河北诸盗残害骨肉,无酷于绪者”。因而在政变之初,“惧众不附,奔出北门”,从前引大历十二年赦免田承嗣等人诏书及《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中我们不难发现,田承嗣时代统治魏博的核心是由田氏子弟构成的,这一基于亲族关系凝聚而成的武装集团,成为魏博与唐廷抗衡的基础。但这一统治核心因田绪政变的屠戮而被瓦解,其中另一重要人物田昂则在之前的战争中投降唐廷。另一方面,田绪虽然为人残忍好杀,但胸无大志,并无进取之心,史家中比较田悦与田绪两人,认为田悦“性俭啬,衣服饮食,皆有节度”,而云田绪得志后,“颇纵豪侈,酒色无度”,田悦俭啬的原因在于其有争衡天下的雄心,而田绪不过是一个贪图逸乐的公子哥罢了。因此,到了田绪时代,魏博一改田承嗣以来的扩张之势,转而保境自守,反倒成为唐廷与魏博关系中比较平稳的一段时期。

另一方面,转而对藩镇采取绥靖政策的德宗重新拾起父亲代宗的故智,以和亲的手段笼络河朔藩镇,在贞元初先后安排了三桩婚事,分别将嘉诚公主嫁给魏博田绪、义阳公主嫁给成德王士平、义章公主嫁给义武张茂宗,其中最早出降的便是贞元元年(785)的嘉诚公主。德宗对这场婚事似乎抱有不小的期待,郑重其事,“幸望春亭临饯。厌翟敝不可乘,以金根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车,自主始”。嘉诚公主也不负所望,其本人虽然没有子嗣,但收养田绪少子田季安为嫡,“季安母微贱,嘉诚公主蓄为己子,故宠异诸兄”。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当生活奢靡的田绪在贞元十二年(796)以三十三岁的壮年暴卒时,年仅十五岁的田季安成为了魏博的主人,而站在他背后遥控局势的便是嘉诚公主。朝廷为了帮助田季安顺利袭位,甚至不惜下诏为老对头田承嗣营建祠堂。由于田季安子以母贵,故继位之后“惧嘉诚之严,虽无他才能,亦粗修礼法”,恪守朝廷法度,丘绛撰文的《田绪神道碑》也将“奉贵主慈严之训,光阐前烈”作为其以少子身份继位的重要合法性依据加以表出。唐廷与魏博之间进入了一段蜜月期,德宗曲线救国的道路看到了些许成功的曙光。

魏博历史上的崭新一页

另可一提的是电影《刺客聂隐娘》的脚本中,虚构了一位嘉信公主,但与风光的嘉诚公主几乎同时,确实在魏博的暗角中还生活着另一位公主,她的丈夫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那位失意者田华,贞元四年(788),因为永乐公主去世,德宗复将新都公主嫁给田华作为续弦,这倒也不是新都公主的第一次婚姻,她之前曾嫁给过王赞,但此后的命运如何则完全未见诸史籍的记载。

遗憾的是这段蜜月期并未持续太久,元和初嘉诚公主去世之后,失去管束的田季安,“遂颇自恣,击鞠、从禽色之娱”,也没有了起初对朝廷的恭顺,双方的关系在元和四年(809)宣告破裂。宪宗继位之初先后平定了西川刘辟、镇海李锜之乱,成功抑制了德宗晚年以来藩镇节帅私相授受的风气在内地蔓延。受此鼓舞,当元和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去世时,宪宗试图阻止其子王承宗承袭节度使之位,再次试探取消河朔故事的可能,形势一度对唐廷很有利。当时田季安与幽州的刘济都在病中,宪宗料其无暇外顾,急于袭位的王承宗为获致节钺,亦有意将德、棣二州献给朝廷以输诚款,但正是由于田季安从中作梗,离间唐廷与成德,导致局面破裂。田季安虽然没有像祖父田承嗣、伯父田悦那样公开地站在叛乱一方,但其在讨伐王承宗的战争中迁延不进,与之暗通款曲,使得唐廷最终劳师无功,不得不认可王承宗袭位的既成事实。不过,田季安这位年轻的魏博主人也寿数不永,在不久之后的元和七年(812)便告不起,不过三十二岁。在去世之前,田季安就受到病风的困扰,因而变得性格狂暴,杀戮无度,招致群下沸腾,其妻元氏借此揽权,以其子田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移田季安于别室。月余,田季安病卒,元氏欲拥戴田怀谏正式袭位,时田怀谏年仅十一岁。此时的元氏与当年的嘉诚公主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只是两人的背景截然相反。元氏系元谊之女,元谊本是昭义节度行军司马、洺州刺史,贞元十年(794),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世后,镇内围绕着是否要拥立其子李缄袭位而发生分裂,元谊因自请以磁、邢、洺三州另置一镇,与继任节度使王虔休互相攻战不已。在唐代的藩镇中,昭义的建置最为特别,由太行山西麓的泽、潞及东边的磁、邢、洺这五州组成,中间横亘着海拔2000米的太行山脉,两地之间仅仅靠蜿蜒于崇山峻岭中的滏口陉相连,完全不符合山川形便的政区划分原则。唐廷目的便在于利用深入河北腹地的磁、邢、洺三州作为遏制河朔三镇的前哨,当然这也一直是河北强藩的心头大患。因此,元谊的叛乱得到田绪的暗中支持,最终元谊帅洺州兵五千、民五万家投向魏博。而受奉天之难的打击而消沉的德宗,则用“处之东夏,镇在西郊,皆我王事,诚为一体”为由,自欺欺人地开脱了元谊及田绪的罪责。元氏与田季安的婚姻相信是在此不久之后由田绪安排的。

但当时元氏已无力掌控魏博的局势,对于田绪、田季安统治长期积聚的不满因元氏信用蒋士则这样的家僮而爆发出来,将士们转而拥立“以武艺信厚为众所服”的田兴为留后。田兴掌权之后立刻将田怀谏一家送到长安做“寓公”,接着宣布废弃河朔故事,拥戴唐廷。朝廷赐其名为弘正,从此揭开了魏博历史上崭新的一页。魏博的归附打破河北藩镇之前合纵的局面,改变唐廷与藩镇间的均势。而在此后的七年间,唐廷与魏博以连横之势,密切配合,先后平定淮西、淄青等跋扈骄藩,幽州刘总、成德王承元被迫束身归阙,隐约再现了盛唐的图景,最终底定“自古中兴之君莫有及者”的洪业。

聂隐娘时期的暗杀

聂隐娘的故事发生在田绪、田季安时代的魏博,这一时期如上所述,魏博与唐廷之间有暗斗但无明争,甚至还有过一段颇为紧密的蜜月期。电影的脚本以嘉诚公主与元氏之间对于魏博的争夺为背景,因此刺客聂隐娘也被赋予了些许家国大义的情怀,甚至训练她的神尼也被虚构为唐廷的公主。但传奇中聂隐娘的形象则更为暧昧,她对于忠于朝廷的陈许节度使刘昌裔的保护,更多地似乎是因“知魏帅之不及刘”之后的悔悟,虽然训练她的神尼身份不明,但当时河朔的藩镇素有训练刺客的传统。有两件事情可以与聂隐娘的故事相比对,在上文提及过的大历十年田承嗣攻打昭义的战争中就曾出现过刺客的身影。当时薛嵩的族子卫州刺史薛雄拒绝田承嗣的利诱,于是田承嗣便派遣刺客将其暗杀,并借机夺取了卫州。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薛嵩便是后世演义中著名的“三箭定天山”薛仁贵的孙子,其父薛楚玉官至范阳、平卢节度使,神道碑据说多年前就已出土,但一直未见刊布。或许因为这层渊源,薛嵩虽为唐名臣之后,却与田承嗣一样成为安史阵营中的要角,以此推想薛雄与田承嗣之前便是旧识吧。另一件事情则更为轰动,元和十年(815)支持对藩镇用兵的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先后在路上遇刺,凶手遍索不得,长安城中人人自危,“自京师至诸门加卫兵;宰相导从加金吾骑士,出入则彀弦露刃,每过里门,诃索甚諠;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随”。这与聂隐娘传奇中所描绘的“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的场景颇为神似。稍后神策将领王士则、王士平指责刺客系由成德王承宗派遣,但这一指控未必十分可靠。王士则、王士平两人本是王承宗的叔父,其中王士平还曾迎娶了义阳公主。但与嘉诚公主在魏博取得的成功相比,义阳公主的婚姻并未收到什么效果,甚至夫妻之间的关系也称不上融洽。在成德呆不下而跑到长安的王士则、王士平对自己侄子的指控无疑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元和十四年(819)平定淄青李师道后,唐廷又发现淄青亦曾参与暗杀的阴谋,“但事暧昧,互有所说,卒未得其实”,其中的真相恐怕要永远湮没在历史之中了。其实除了暗杀,这些身怀绝技的异人应该还会执行一些其他的使命,元稹曾提及“田季安盗取洛阳衣冠女”,但至于这是通过什么妙手空空的手段达成的,则给导演及编剧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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