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加入军统后哀叹:身家不清,没出路

来源:搜狐新闻 2018-06-11 07:30:00

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特工王戴笠》,作者:杨者圣,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晚年张国焘(资料图)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戴笠企图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他深知仅仅依靠军统的传统基干是难以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的,必须另辟蹊径。戴笠初期特别看重张国焘,他认为:张国焘是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人物,运用张国焘来开展反共活动,无疑成了戴笠手中的一张王牌。武汉失守以后,张国焘随戴笠到重庆,被安排到重庆观音岩张家花园3号。从此以后,戴笠就在如何充分运用张国焘开展反共活动方面,动了许多脑筋,想了许多招数。

首先,戴笠成立了1个专门机构来安置张国焘,取名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研室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副主任由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担任。

张国焘虽然正式加入军统活动,但由于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的头衔,因而不屑于当一名在册的军统特务。当军统局人事室交给张国焘“内外勤人员调查表”让他填写时,张国焘不填,并发了一通脾气。

其次,戴笠采纳张的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国焘认为,开展反共活动,不但要有专门机构,还要有专门人材,而军统的人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专门进行培养。戴笠对张的这个建议很欣赏,马上指示筹办。班址设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塘,班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学生由人事室和训练科从军统其他训练班受训或已毕业的“优秀”

分子中挑选。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其严格程度是军统其他训练班从未有过的。但由于爱国的知识青年大都参加了共产党,庸俗、混饭吃的才走入军统,所以特政训练班学员的知识之低,道德之差出乎于张国焘的想象。

该班第一期共招收了40余人,结业典礼的时候,戴笠率局本部有关高级特务参加,并与学员们聚餐送行。戴笠最初希望通过这批特务的活动,能对中共组织的破坏产生连锁反应,至少能建立一个军统延安站。但实施的结果完全不能达到戴笠的要求,许多特种政工人员派入边区后,不但拉不出人来,自己反倒是有去无回。第二期毕业的学生甚至无法按计划派遣,只好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防共”工作。

戴笠的第三个招数是采纳张国焘的建议,开展所谓“来归”人员活动。

张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它成为中国第二个大党。并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国统区用特务盯梢、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出卖党员等办法并不高明。虽然能使极少数共产党员屈服,但仍然收买不了他们的心。正确的办法是从政治上争取,去联络他们,具体做法就是当发现中共党员后,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亦不勉强,只须稍带强制性地填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

张向戴笠解释这“来归”一词的含义是: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张的这一套作法很得戴笠的赞赏,很快批准推行。为配合联络“来归”人员活动,戴笠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华北特联站设在洛阳,站长由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中共叛徒朱德崇担任;华中特联站设在鄂北的老河口,站长由原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长、中共叛徒项乃光担任;西北特联站设在汉中,站长由中共叛徒黄逸公担任。戴笠又进一步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榆林成立陕北策反站,在南边的洛川成立延安策反站和耀县策反站,交给张国焘掌握运用。

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张国焘曾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有关边区情况的交待材料。戴笠除呈送蒋介石、何应钦外,另印成小册子,分发局内处长、外勤省站站长、区长及特联站、策反站特务阅读、阅后缴还,不许传阅。

但戴笠对张的这份呕心沥血之作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它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而对特务打入边区策反、联络“来归”人员帮助并不大,因而多年来,除了1个原张国焘的心腹、红九军军长何畏是稍有点名气的“来归”人员外,其它方面始终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与戴笠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戴笠对张失望之余,不禁恼羞成怒,经常对张冷言冷语,进行讽刺挖苦。

张国焘无计可施,打出了陈独秀这张牌,向蒋、戴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有关抗战和中共的言论编辑成册,用以作为对付延安的宣传武器。戴笠经与胡宗南等人研究,认为张国焘的建议不过是一种脱身之计。张自知玩不出什么花样,在蒋面前报不了帐,“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戴笠虽知张国焘的诡计,但还是决定将计就计,以售其奸。将此报告蒋批准,与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戴笠意欲邀张同去,张因怕引起陈的怀疑而故意拒绝。戴、胡商量的结果也是认为张不去为好。于是,戴、胡二人准备了茅台酒、水果一类的礼物,赶往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已是60余岁的老人,自清末以后,其声名卓著,令国人振聋发聩。晚年虽落魄如斯,仍令胡宗南、戴笠不敢怠慢。戴、胡初欲以假名求见,又怕陈不肯接见,或敷衍了事,达不到问计的目的。于是,胡仍以34集团军总司令、戴亦以军统局副局长的头衔通报求见。

陈独秀是很机警的人。胡、戴突然造访,他即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胡、戴按蒋预先的指示,答复是。陈独秀于是句斟字酌地说,这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胡、戴来意如何?表示了有限度的合作态度。

胡宗南先从一些国内知名人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鸣不平一事,谈到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俄处境困难等等。然后辞锋一转,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思之再三,始回答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

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

陈独秀用这番话算是对蒋派胡、戴来访的报答。接着,陈针对《大公报》启事愤愤不平地说:“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对于世界大势,陈亦发表议论说:“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独秀是洞察胡、戴此行用意的,因之再三向胡、戴交代;“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这就表明陈不愿作蒋之反共炮弹,使胡、戴此行的目的落了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胡、戴按事先默契,由胡发问,戴则记录,几乎不发一言。

从江津返回,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送蒋阅,蒋感叹地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

陈独秀这张牌未能打成,戴笠对张国焘更增恶感,关系益趋疏远,常常几个月、半年都不肯与张见面,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峭、口吻讽刺地训斥。有时戴还拍桌大骂:张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戴笠常常对手下的大特务们透露心曲说:“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

戴笠脸色一变,军统局的大小特务更是群起效尤。张国焘不但享受不到过去那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甚至连原先戴笠规定给张个人的一切优待也在无形中取消。想用一次车,也得看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情而定。张国焘为之哀叹:“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无什么出路。”

戴笠把张国焘打入冷宫,咸淡不加理睬。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颇感不平地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

以后几年中,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国民参政员,在中统内又当了几年“无计可设”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先后被军统、中统踢出,凄凄惶惶地逃往海外去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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