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国家经济命脉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来源:网易新闻 2018-06-14 10:40:32

编者按

皇帝让“无欲”的亲信宦官们干预帝国经济贸易的初衷是想让他们为皇室经营财产,实际上,他们在财富上的“欲望”却相当强。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几个朝代的宦官势力很大,甚至影响了历史发展轨迹,作为特殊群体,明代宦官权势更属空前绝后。

壹 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明朝太监们

明代宦官之所以被皇帝倚重,跟明朝初年设定的政治统治架构密切相关,为了让宦官势力与文官集团互相制约,明朝宦官们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而且还逐渐把持了国家经济命脉。

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对宦官的使用有过国策性的规定,《明史》中记载,明太祖规定宦官“官无过四品”,同时“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实际上,从他的儿子朱棣成为永乐皇帝以后,就把他的“家规国法”束之高阁了。

众所周知,明代初期郑和七下西洋,其领导者郑和就是永乐皇帝深为信赖的综合能力很强的太监。郑和率领的巨大船队既是一个政治出使团,也是一个军事集团,同时更是一个从事国际海外贸易的商队。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郑和去办,从技术层面来说固然有能力因素,而郑和的身份——宦官——更是皇帝所看重的。熟悉明史的读者都知道,与外廷的文官团队相比,长期身处大内的皇帝更把作为皇室“家奴”的宦官看成“可靠的自己人”,而那些有头脑、懂权术、识文断字的宦官更成了那个时代的能人。郑和也属于时势所造的英雄。可以这么设想,明代早期的七下西洋,即便不是由郑和组织实施,也会是另一个太监带队。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人。明朝统一云南战争后,郑和随家人至南京,做宦官后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

“这些远征都由从事外事活动和为皇帝求宝的宦官组织”(《剑桥中国明代史》),政治因素固然是其重要方面,而郑和船队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也不可小觑,庞大船队每次出海所携带的巨额财富和所有开销都由国家承担,帝国是全额投资方,可见皇室对其寄予厚望。郑和远航船队带回来的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异国产品、珍宝,还有皇室贵族阶层所需要的琳琅满目的奢侈消费品,这些“舶来品”让明帝国的国内市场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刮起了商业新风。更重要的是,郑和船队沿海跨越了半个地球,向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洋、波斯湾沿岸,包括非洲东海岸的国家打开了一扇国际通商的大门,堪称为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壮美篇章。郑和船队远行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经济贸易,还对明帝国以后的经济贸易结构影响深远,并不因为郑和的宦官身份而在历史上有丝毫逊色。

贰 宦官:明皇室的“经济代言人”

从史料来看,自明成祖永乐皇帝即位以后的240多年,明帝国每一个朝代都赋予宦官中的领导者“太监”以极重的政治、军事、经济重权,但本文只谈明朝太监们对帝国经济的作用与影响。

出于统治考虑,明朝建国初期为体现民生情怀,以及当时主要承担赋税的农民的有限缴税能力,从顶层设计上,朝廷定的税率较低,明代的国家赋税收入远低于400年前宋代的国家税收(《剑桥中国明代史》),然而,明帝国皇室的开销并不见得比宋代皇室少,而且政府运营开支、国防支出等也不会减少,于是除了正常规定的税收外,实际上各级官府都不同程度增加了额外税赋,这是“公开的秘密”,从地方到帝国中央都心照不宣。

到了明代中后期,皇宫的铺张奢侈开销助长了统治者对民间财富的搜刮,明朝皇帝派遣身边的宦官为他到各地敛财,于是宦官势力大举介入帝国经济领域。

影视剧《后宫》中谭耀文扮演的西厂厂公汪直、《龙门飞甲》中陈坤扮演的西厂督主雨化田

诚然,明代宦官群体中也出现过能力较强、品行较好的“好宦官”,这在《明史》中有记载,如上文所说的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些长期身处皇宫大内,与帝国最高权力异常接近、生理心理上都发生了畸变的特殊人群,宦官在明朝历史上对国家经济的作用弊大于利。

作为明朝皇室“经济代言人”的宦官们插手帝国哪些经济领域呢?明朝皇帝绕过管理国家财政的法定机构,直接派出一批批太监到全国各地搜刮财富,沿海和内地的关税、林产品的征用、盐税、矿税、织造等,都成为宦官监管控制的领域。明代皇宫内宦官机构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各“监”的负责宦官被称为“太监”,威权很重。久而久之,“太监”就成了对宦官的尊称。在明帝国各地出现了很多“经济太监”,如北京附近的林产品税征收名义上是归工部征收,实际上却是由宦官掌控,他们征收木板和圆木供皇宫使用,权力很大,谁也不敢招惹他们。

魏忠贤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却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曾名叫李进忠,后来又改回原姓,得皇帝赐名为魏忠贤。自万历年间被选入宫,隶属于太监孙暹。因魏忠贤党羽与东林党相对抗,众人把魏忠贤党视为邪党。直至后来魏忠贤一手遮天,被称之为“九千九百岁”。

到15世纪后半期,明朝宦官势力几乎控制了军队所有的军需品的生产采购,控制了纳贡制度下的大部分对外贸易,还替皇室管理皇家丝绸、瓷器工厂,为朝廷采购和运输国内的产品,负责很多帝国的大工程——如皇宫、皇陵和寺庙的建造等,可以说,这时候的宦官们成为国家一个特殊形态的官僚集团,他们的触角延伸到并掌控着帝国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角落。《明史》卷304这样记载:“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

皇帝让“无欲”的亲信宦官们干预帝国经济贸易的初衷是想让他们为皇室经营财产,实际上,他们在财富上的“欲望”却相当强。

派遣到各地的“经济太监”绝大多数是贪婪狡猾之人,他们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富,除了进献给皇室以及向更高等级的掌权宦官行贿之外,大部分都中饱了私囊,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都知道“经济太监”是肥差,在选派宦官到各地去担任税使、监督的时候,宦官集团内部早就明码标价出售职位了,所以,他们一上任就想着法子盘剥搜刮也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正史上关于明朝太监巧取豪夺、骚扰地方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李广,孝宗时太监也,以符箓祷祀帝,因为奸弊……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谷大用者,(刘)瑾掌司礼监时提督西厂……建鹰房草场于安州,夺民田无数”等等。“经济太监”们为所欲为,甚至连朝廷大臣都不放在眼里,隆庆时期的太监滕祥得到皇帝的信任,骄横跋扈,“传造采办器物及修补坛庙乐器,多自加征,靡费巨万。工厂存留大木,斩截任意”。国有资产,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经济太监”们掠取社会财富的情形很疯狂。《明史》中如此描述:“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搜刮的财富90%进了太监的腰包。当然,贪婪作恶的太监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刘瑾本姓谈,因为依附一位刘姓宦官入宫当宦官,改姓刘。“八虎”之首,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刘瑾被捕后,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他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十六世纪初,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专恣骄横”,权倾天下,据说刘瑾因谋反罪被抄家时,抄出家中“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继世纪闻》),其它珍贵物品不在其内。如果所记不虚的话,数额堪称贪污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出,当时的宦官势力掌握了大明帝国多少财富。因为刘瑾的巨额家财相当部分是来自各地“经济太监”的孝敬。

明朝末期,宦官势力对经济的掠夺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宦官杨荣到云南任矿使,杨太监名义上是为皇帝开矿理财,实际上“搜取宝石,诈扰诸夷,土司俱蠢蠢谋乱”(《万历野获编》),他的贪婪狡诈造成边境局势不稳定。像他这样贪婪阴狠、为非作歹的“经济太监”在当时很普遍,文人沈德符随手就列举了一批“坏太监”,他们是:“天津之马堂、福建之高采、辽东之高淮、徐州之陈增、湖广之陈奉、广东之李凤、李敬、通湾之张烨、湖口之李道……几遍天下,其播毒皆杨伯仲也(对地方百姓的毒害与杨荣不相上下)”。沈德符用沉痛的笔调控诉了当时宦官势力对社会财富的劫掠、对民间百姓的残害压榨。

总而言之,明朝宦官掌控国家经济首先是出于皇室需要,而实际操作的“经济太监”们敲骨吸髓地从中渔利,骚扰地方,扰乱天下,受难深重的就是最低阶层的无权无势的纳税百姓,宦官控制国家经济于国于民毫无裨益,给明代经济打上了一记灰暗烙印,助推了明朝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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