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的海防塞防之大辩论及带来的影响 - 今日头条

清朝末期的海防塞防之大辩论及带来的影响

来源:历史大猫 2018-08-09 00:52:30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接踵而来。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和北方的捻军内乱之际,国家动荡,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列强自然不愿放弃这个获利的好机会。在此期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趁机抢占我国外西北和外东北的大片领土。俄国对领土的贪婪嗜血性是无法满足的,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继续蚕食侵占中国领土。

时间来到19世纪60-70年代,新疆告急,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1871年,俄国打着替清廷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伊犁,其后又欲以同样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署伊犁将军荣全窥见俄国的真实用意:“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据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呼吁清廷出兵新疆,收复乌鲁木齐等重地。1874年8月,清廷命左宗棠率军出关,清军云集嘉峪关前,整装待发。

就在此时东南海疆,日本1874年以弱旅入侵台湾,而清廷竟无力以武力驱逐,最后不得不褒赞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以白银50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结。“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11月,恭亲王等上奏请求拨款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防。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此事。

在这种局势下,清廷内部爆发“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清政府财政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东南万里海疆与西北万里饷运。1875年,朝廷重臣们遂在国防孰轻孰重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

李鸿章对慈禧太后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人主张重视海防,他们看到中国海防的薄落以及日本海上实力强大对中国的巨大威胁,在当时情况下,应大力发展海防,毕竟海防确实薄落,而且发展海防是当时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维护中国海疆的需要。

左宗棠首先驳斥了李鸿章那番谬论:“天山南北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矿产藏量极为丰富。实为聚宝之盆。”接下来左宗棠又从战略角度论证了新疆的重要性:“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因为蒙古保卫京师。新疆是蒙古的屏障。如果新疆不稳固,则蒙古就不稳定。各种敌人会从新疆到陕甘,在威胁中土,将永无宁日。俄国人开疆辟土日益增多,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如果从新疆撤退,敌人得寸进尺,将会动摇帝国根基,后果不堪设想。”

左宗棠当时站出来是有风险的。一旦战败,他将承担全部责任,一世英名化为东流水不说,还可能身死魂灭,客死他乡。因为他冒的风险远远大于可能得到的利益。他想要争夺的利益,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大利。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陆权思想为主导,因此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一次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战略大辩论,对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海防安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光绪元年(1875)4月,经过朝堂之上的交锋和争论,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至此,“塞防”与“海防”之争大体说得上尘埃落定。

李鸿章和左宗棠作为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无论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还是左宗棠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时至今日仍有其闪光的地方,并且双方参与这场大辩论的精英人物都留下了不少有远见的思想。

左宗棠的贡献在于,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担心“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并反对以牺牲“塞防”来保全“海防”。他把西北防御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认为新疆乃国家西北屏障,国防要冲。重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卫京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有“塞防”与“海防”之争,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客观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国家利益的维护也都在积极努力,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通过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统一了思想。海防塞防并重。在朝廷的支持下,左宗棠率军西征,收复了新疆。这对中华名族的生存空间和安全屏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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