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上海拖拉机厂发大青鱼了丨市民历史 - 今日头条

那一年,上海拖拉机厂发大青鱼了丨市民历史

来源:女孩看心脏新闻 2018-08-11 22:23:55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大型国营厂中,形成了独立而完整的生活区域。

它提供医疗、教育、娱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

“天一亮眼睛一睁,到厂里好像什么事情都结束了,什么都不需要担心。”有工人回忆说。

一个时代孕育了一种特殊的小社会。

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存在交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那一代工人及其家属都多少从中得到过支持与归属感。

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这种小社会迅速衰落,一系列转变紧接着发生。

说起曾经,恍然间,一个时代过去了……

上世纪80年代,有一年过年,上海拖拉机厂给工人分发大青鱼。

这在当时算是不错的福利。每个工人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兴高采烈。

有的女工想在厂里把鱼洗好再带回家。

于是,水斗里,鱼肚肠、鱼鳞到处都是,以至于下水道都堵住了。

工厂变得像个鱼市场。

有的工人家住得近,又有冰箱,大冬天,洗鱼不急在一时,便让给别人,不轧闹猛了。

有些小青年刚成家,不擅长买汏烧,水斗边就成了他们的教学现场。

他们跟着“师傅”学了不少“汏鱼经”,比如怎么去除鱼鳞、血筋,甚至于鱼的解剖结构。

有的工人家里没有冰箱,硕大的青鱼,不是一天两天吃得完的,怎么办呢?

他们便问食堂讨来盐,当场把鱼腌制起来。

走出厂房,隔壁厂的工人看到他们每人手里拎着一条大青鱼,羡慕地说:“哦哟,倷今朝发鱼了,多少开心啊!”

原上海拖拉机厂仅存的老厂房,房顶是木质结构的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尤其在大型国营厂中,工人“以厂为家”。

各个部门的工人互相联络,在厂里解决家务事,并不算新鲜。

这跟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国营单位体制有关。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以大型国企所达到的级别——副局级、甚至正局级,它有能力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生活区域。

这些厂的规模一般属于中大型,至少有三五千人,甚至更多。

当时,上海工业区包括东北部杨浦区和闸北区彭浦地区一带,以重工业、制造业和纺织业为主;

普陀区这一片,以纺织业为主;

浦东上钢地区,以重工业为主;

以及闵行卫星镇这一带,以机械制造业为主。

这样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生活区域提供医疗、餐饮、教育、娱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

“天一亮眼睛一睁,到厂里好像什么事情都结束了。”1981年进入上海第九棉纺织厂的徐崇伟回忆说。

“生活很简单,就是两点一线,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一个时代孕育了一种特殊的小社会。

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存在交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那一代工人及其家属都多少从中得到过支持与归属感。

王婉娟(化名)从国营厂的体系中“分得一杯羹”,要从她出生时说起。

她出生于1955年,正值麻疹流行(上海话称“出痧子”),她也“中头彩”,痧子没出清爽,又继发肺炎,16岁时还做过手术。

王婉娟住院治疗,需要青霉素、链霉素。这两种药在当时都是高价药,医疗费好比是天文数字。

幸好她父亲所在的新沪钢铁厂可以负责出一半费用;

其余一半从父亲的工资里扣,每个月扣3块钱,直到她工作后一年。

“阿拉阿爸姆妈老感激呃,伊拉讲‘要是解放前,这小人老早就没了。’” 她说。

对于这样的医疗待遇,《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一书评价说:

“这是真正的吃‘大锅饭’,待遇远远超过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享受的公费医疗待遇。”

70年代初,王婉娟被分配到上海拖拉机厂工作。工作是三班制,她在厂里住宿,一住就是四年。

因为从小熟悉大型国营厂的体系,她对厂有种天然的认同感,觉得住在厂里有家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的工友们在一起

工厂不仅配备有食堂、医务科、理发室、浴室,还有学校,包括托儿所、技校和夜校。

为了改善工人的文化生活,工会的俱乐部里设有图书馆和电视室,由住厂工人业余自愿参与管理。

此外,工会在大礼堂建有放映站。

王婉娟的老同事闵建华是工会宣传文体干部,每周要配合放映员播放一次电影。

他要开着摩托车,提前到发行公司领取胶卷。等厂里放映完再还回去。

若遇到热门影片,厂放映站要与外面的电影院跑片。

每次,他等电影院放好两卷胶卷,赶紧领取好,回厂放映起来,再赶回电影院,等后面两卷,如此循环。

“老早分在这个厂就是这个厂的人,老有集体荣誉感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就是这样。”他说。

广播台也建在大礼堂中。王婉娟普通话较好,经过审核,担任广播台的广播员。

广播内容除了新闻、音乐,还有配乐诗朗诵,讲小故事。此外,每天有一档生活节目。

“今天我们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又开始了。这个节目将为您介绍有关医学、健康与生活的知识,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提出。”

每周一中午,她的声音传遍全厂。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竖起耳朵听,就听到的内容议论纷纷。

“侬今朝讲得蛮灵呃。”相熟的工人这样评价她。

上海机床厂的徐志祥也记得,他们厂的广播内容大多是宣传好人好事。

如果谁的事迹被广播台表扬,大家就说:“侬来事(表示有能力)呃,今朝宣传侬了嘛。”

每天的午饭时间如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大型工厂的人情百态。

因为跟炊事员“有数”(关系近),徐志祥每次去食堂打饭,打到的饭菜总比别人多,大排也大一点。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是带着任务走进食堂的。

那是1968年,他24岁,被党委选拔上来担任俱乐部主任,负责全厂的文娱体育活动。

1969年,上海机床厂文艺宣传队合影,徐志祥为后排左二

当时,上海机床厂因为“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成为全国著名的典型,各地大厂纷纷来学习取经。

文艺宣传的任务落到了徐志祥的肩上,他要组织一个厂宣传队,展现上海机床厂的风貌,在厂里四处寻觅一专多能的人才。

“我在饭堂里厢,先要看颜值,看到小伙子蛮帅的,我就问他啥车间的。”

“然后去找车间主任,调派单一开,让小伙子脱产出来。”

“挑小姑娘,有点讨厌,人家不晓得我啥意思,‘侬打听我做啥?’”他说。

在工人眼中,徐志祥掌握了政工组织的公章,就好比是手握一把“尚方宝剑”,显得很“吃香”。

当时,工人每周只有一个休息日,有的人想钻空子休息。

“跟我商量:‘好给我一张调派单伐?’我吃饭到哪里,伊就跟我到哪里。”

“侬想开后门不上班,出去白相?这不可以的。”他说。

1978年.上海机床厂合唱队参加上海市大合唱比赛

上海机床厂属于重工业单位,男工人的数量远远高于女工,许多工人的婚恋成问题。

而宣传队中不乏郎才女貌,提供了难得的交友平台。

为了避免影响工作,徐志祥规定,排练这三个月中,禁止谈恋爱。

但是样板戏《海港》的男一号和女一号,还是看对眼了。

两人每天提前一小时来到排练场地,一起打羽毛球。

到了吃饭时间,20个人一桌,男一号一直殷勤地给女一号夹菜,拍她马屁。

当时,女一号同时被四个男演员看中。有人见状,心里有醋意,来打小报告。

“人家跟我反映了:‘侬作为队长,规定大家不好谈恋爱,现在伊拉谈起朋友了。’”

徐志祥想,没有了男一号、女一号,队伍就垮了大半,任务完不成,只好嘴上装糊涂:

“人家一道吃饭有啥关系啦?明朝可能夹菜给侬吃了,噶小气做啥?”

任务圆满完成之后,走出排练场,这对年轻人立马公开走在一起,后来结婚了。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大量知青回沪,掀起了考文凭的热潮。

有的人考取大学,有的人考取工厂办的业余补习学校或技工学校。

因而,大型工厂体系的运行迎来一个短暂的高峰。

许多工人下班后去夜校上课,不上课的那晚则去参加活动。

工人俱乐部举办的交谊舞会、书画摄影等文化活动相应地被带动起来。

1982年,上海机床厂参加杨浦区的保健操比赛获得第二名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企原有的体制受到了冲击。

企业开始自负盈亏,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工人包揽一切。工人原来免费享受的福利或服务逐步被取消。

紧接着,工人下岗潮来临,有人开始自己在外面找门路挣钱了。

工人俱乐部变得完全像一个无人区,门口的招牌灰暗了,灯光也没有了

一时间,经济收入、工作和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及观念全速进入下一个时代。

对此,那一代人都有过切肤的感受。

1985年,徐志祥被调到上海市政府工作。

“原先工人之间的情谊就像兄弟一样。两个人碰着,肩上拍一下,‘今朝吃老酒去。’”

“但是到了机关里要是这样,就走远了。”他说。

王婉娟也觉得,厂里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家长里短,口口相传,谁家有什么,谁都知道。

而在1995年跳槽到外企之后,她感觉,同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在饭桌上,工程师们也会正儿八经谈技术问题。

她还记得,拖拉机厂有的工人上班时候逃出来,去旁边的证券公司炒股票。

“虽然厂里有纪律,大家的集体意识比较强,但在个人的和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总想着自己。”

“而在新的企业,工程师不可能随便出去,一旦进入流水线,就下不来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想的就是加班加点工作,每天灯亮到很晚。人的眼界不同了,对自身要求也不一样了。”她说。

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工人在机床厂俱乐部前合影

“厂里加工资顶多加到两百多,在外企则是按几千块算的。一个天一个地。”她说。

“尽管经济收益提高交关(很多),侬也付出交关。”闵建华说。

1998年,他也跳槽到了外企。相比过去,企业的工会宣传文体工作更加繁重,一个人要顶几只萝卜的坑。

但是即便离开了,对那一代的许多人而言,在厂里工作的岁月依旧难忘。

“谁被榔头敲到了,马上背侬到医务室。谁发觉侬今朝不大讲话,马上来关心侬。”

“每年聚会,就是怀念这份感情,很强烈的纽带。”徐志祥说。

前些年,闵建华仍时不时回到上海拖拉机厂会会老同事,交流一下变化。

只是,随着老同事相继退休、离职,有一天,他走不进厂了。

“说到底,一个人所拥有的关系,不是跟企业、跟产品的关系,而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说。

写稿子:周亦鸣/ 画图画:顾汀汀/

编稿子:韩小妮/写毛笔:陈冬妮/

拿摩温:陈不好玩/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点击查看原文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