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一千年

来源:新浪财经 2018-10-13 01:40:13

中国“市场经济”一千年

李伯重

谈到中国传统上的“市场经济”,远的且不说,我们从已成学界共识的宋代“商业革命”讲起。

据学者研究,宋代以前,市场主要集中在城市,宋代及以后,国内逐渐形成四级市场体系,即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跨区域市场,此外还有海外市场。

“四级市场”与“天下四镇”

以大家较易了解的城市市场为例,当代知名经济史学者吴承明(1917~2011年)分析说,这一市场上,主要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是一种以政府和私人的货币收入为基础的交换,即贵族、官僚、士绅(以及他们的工匠、隶役、士兵、奴仆),用其收入来购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而这些收入,基本上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即农民的剩余产品。

在这种交换中,农村流入城市的产品,尽管也经商人之手,但大半是单向流通,而没有回头货与之交换。它大体包括三类:一是政府征收的田赋和杂课;二是城居地主引入城市的地租;三是商业高利贷资本取自农村的利润或利息。

据英籍中国史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的研究,区域市场是全国性更高层次市场等级制的基础,连接着几乎整个中国的经济。宋代的中国有三个主要区域市场:一是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二是以太湖南北两岸城市群为中心的中国南方;三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在宋代,以上三个区域内部各个地方之间的经济依赖都加强了。

跨区域市场,指的是地区之间的、长距离的贩运贸易(在欧洲就是国际贸易)。这种贸易起源甚早,但在宋以前,主要是以盐铁为首的土特产品及奢侈品买卖,它是纯受自然条件左右而形成的,也可以说是地区分工。

从历史上看,中国国内市场大宗商品贸易,汉代以盐、铁为主,唐代以盐、茶为主,宋代以盐、茶、粮食为主,到了明清,则盐、茶、粮食、布、丝绸、木材都有很大的分量。

而宋元以来,大型工商业城(5.500,-0.08,-1.43%)市(大镇)逐渐兴盛。宋元时期,苏州人口达50万以上,清代中期苏州城内及城厢附郭的人口已超过100万,若加上郊区市镇,则整个城市人口达到150万人以上。

明清有“天下四大镇”之说,即景德镇、汉口、佛山、樟树(位于赣中,有“药港”之称)。1800年前后,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150万居民,几乎等于同时期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

到了清代中期,在全国产量和贸易量中,跨地区贸易大宗商品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 和20%。

1910年以前中国农业产品贸易,大约有20%~30 %的农业总产量进入地方贸易,5%~7%进入长途贸易,1%~2%的进入国际贸易。如将所有进入长途贸易的商品合计,则数额应接近于贸易总值的30%~40%。 相比之下,美国农业的商品率1820年约为25%,1870年才超过50%,而1890年日本农业的商品率约为20%~30%。

“闭关”污名 可以休矣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也相当发达,中国出口商品多为丝与丝织品,瓷器,铜钱,铁器及日常用品等,而进口商品以香料(香药、犀象)及铜居多。

早在公元2世纪前叶(中国的东汉时期),古罗马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里,就留下了关于东方之国塞里斯(Seres)的记载,此名字为拉丁文,意思是丝国、丝国人,一般认为是指当时的中国或中国附近地区。后来又称中国为“China”,就可能与中国以海运方式出口大量瓷器有关了。

宋元时期中国对外主要贸易伙伴,有东南亚、印度、波斯、日本及中亚等地。《马可·波罗游记》闻名遐迩,里面写道:泉州与亚力山大(埃及地中海沿岸重要海港)并为世界最大海港,有外商数万。

而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大卫·塞尔本宣称发现了一个年代更早的旅行记古写本:“在马可·波罗之前,一位意大利犹太商人冒险远航东方,他的目的地是一座中国都市,称作光明之城。”

据说这位名叫雅各·德安科纳的商人兼学者,于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到达“光明之城”,即我国泉州。如果此说可信,他就是比马可·波罗更早访问中国(至少提前四年)并写下长篇游记的欧洲人。

而14世纪的摩洛哥大旅行家拔都他(又译伊本·白图泰)则记载说:“泉州城甚大,为世界最大商港之一,城中织造天鹅绒及缎,品质均极优良。港中船舶极多,大者约有一百,小者不可胜计。其中回回商人则另成一市。”

到了明代,中国的主要对外贸易伙伴有日本、朝鲜、东南亚(南洋群岛),以及来自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其中又以日本和葡萄牙为最重要。

清代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日本、朝鲜、东南亚(暹罗、越南、缅甸、南洋群岛等),西方的英国、美国、法国及俄罗斯,其中以英国为最重要。

由此可见,即使在备受诟病的明清“闭关锁国”阶段,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相当活跃的。如著有《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的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言:

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

以19世纪初期中-英贸易为例,英国向中国市场输出的主要商品是印度棉花,中国的主要输出商品则是丝、布、茶叶和瓷器。

1830~1833年之间,英国每年向中国输出毛织品价值158万两,金属品11万两,棉织品31万两,共约200万两,而从中国输入茶叶价值561万两,两者不能平衡,只好用印度棉花进口中国。英国连同印度1830~1833年输华货物总值为733万两,输入总值为995万两,入超261万两(1820~1824年入超额为329万两)。

今天的人们,如果能细细体会上述进出口数字所传达的特殊信息,那么对稍后发生的扭转中国近代命运的那场鸦片战争,就不会简单地理解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深深意识到中西方之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贸易战,最终也有可能真的兵戎相见。

本专题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兼任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多所名校及学术机构的客座教授(研究员)。文章内容是作者日前在北京国际儒联“大道知行”讲堂上发表的演讲,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现场记录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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