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代:瘟疫大解密

来源:千千生活秀 2018-10-13 12:12:39

今天小编带大家了解北洋时代的瘟疫

1960年1月21日,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位刚刚退休返乡定居的81岁的老医生心脏病突发病故。南洋小岛上这一噩耗传来,举世哀悼。要说起这位老人,我们必须回顾半个世纪之前,再次聚焦于1910年的东三省1910年,中国天空的色彩是那样诡异——在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的同时,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那一场发生在东北的死难达60468人的大鼠疫,正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而成功扑灭了这场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的总指挥正是这位老医生,中国近代第一国士伍连德。

时光倒转到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一家店铺,来了两名神秘的住宿者,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6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有四个人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

当时疫区惨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疫情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死亡人数节节攀升”。在疫病大肆蔓延时,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东三省当时是兵家必争之地,日、俄、英、法、美、德纷纷染指,特别是日、俄两国以独自主持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主权,以至陈兵相向。

疫情势不可当,列强狼子野心。在内外交困中,当局如何应对?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他忽然想起曾经偶遇的一人: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

1910年12月2日,伍连德临危受命,带着助手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一上任就赶赴重灾区傅家甸。

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便是当年的傅家甸。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但就在90多年前的那段时期,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

伍连德发现: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预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果然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很快席卷半个中国。

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与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亲自通过化验来判断。

到达哈尔滨第六天,伍连德准备解剖尸体,但是解剖尸体与当地风俗、法律相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

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这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从鼠疫病人尸体的器官和血液中发现鼠疫菌,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

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

当伍连德带着肺鼠疫这一新型鼠疫流行的判断去拜访各国领事时,列强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住疫情。从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伍连德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被同行接受,俄、日法等国专家无一赞同。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已派一知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即使自己一无所获,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肺鼠疫的结论后,他仍然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云云,简直如痴人说梦。

奉命来援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迈斯尼,同样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键,隔离根本没有必要。就在伍连德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竟勃然大怒起来。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以向上级汇报为由,并未予以批准。为顾全大局,伍连德只得提出辞职。

此时,大鼠疫沿着铁路交通线,从哈尔滨傅家甸经长春、沈阳入关,向全国扩散。“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人数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一时间,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北京亦呈乱象,各国使节人人自危。当时俄国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规定中国人一旦有鼠疫的嫌疑的立即驱逐出境。此时,东北的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工具了,它越来越切近地威胁到在华洋人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必然不会同意让一个中国青年主持防疫,开始向清政府和施肇基施加压力。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将面临严厉的责难和株连。

面对中外专家之争和各界压力,面对伍连德的辞呈,一封回电竟然花了施肇基38小时,事关防疫措施,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的思考里,施肇基决定给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在施肇基斡旋之下,朝廷继续支持伍连德免去迈斯尼防疫职务。清廷倾力增援东北防疫,将平津、直隶一带医学人才和医学生悉归伍连德麾下,但总数不过50余人。

在争议声中,伍连德继续主管着全局的防疫工作。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打消了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他们对伍连德的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唯一指望,真正成为这场国际防疫行动的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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