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在太子被废之后,其他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

来源:开坦克的贝塔哟 2018-11-10 18:11:29

允禩被夺允礽被再黜后,诸皇子争储的形势,又一度对皇八子允禩十分有利。贝勒后很快就复爵,他善于笼络人心,既有允糖、允械、允禵等党羽的拥戴,又曾得到朝臣的保举,一时声誉甚高,势力最大。对于他的才干和党羽,康熙皇帝看得是清二楚的。他曾说:允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但康熙皇帝认为靠植党谋取皇位,将来定会报答拥戴之权臣,这便容易使皇权旁落。因此,他决心不让允禩的势力继续强大。他对允禩同党和属下人员不断予以防范和打击。五十三年十一月,治允禩属下人雅齐布死罪;次年正月,停止发给允禩及其属下护卫官员食俸。这样,允禩的谋立活动屡遭失败,距离皇储宝座越来越远了。

与此同时,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允褪两个同母兄弟的地位却逐渐提高起来,其中皇十四子允禵更被赋予很大的军权。本来允褪在众多兄弟中最敬佩八兄允禩,是“皇八子党”的重要成员。但随着允禩嗣位无望,允禵日益受宠,皇八子党人遂渐转为推尊允禵。康熙四十八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允禵被封为固山贝子。在康熙四十七年大阿哥允禔被革去王爵时,康熙却把“凡上三旗所分佐领尽撤回,给与允禵”。

五十七年十月,康熙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大军,征讨新疆策妄阿布坦和西藏策零敦多卜。他是诸皇子中唯一任命为大将军的。允禵受命为抚远大将军,使用正黄旗纛,赋有代表天子出征之意,称大将军王。出征仪注的尊崇隆重是清初以来前所未有的。因此,他曾被朝中不少人看做是皇太子的当然候选人。但是,康熙并未完全属意于允禵一人。他出任大将军,虽然职高权重,但还不等于皇太子。康熙心目中的嗣君,除他外,还有皇四子胤禛。

胤禛具有独到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能。他以严毅伪善、善体帝意、矫饰勤谨,获得其皇父的好感与重视。于康熙三十七年受封为贝勒,四十八年十月,被册封为和硕雍亲王。他原来地位低于允提、允祉二郡王,与允祺、允祐、允裸并列,至此却超乎郡王、允禩等贝勒之上。

胤禛地位的提高,不仅表现为晋封为贝勒、亲王,而且还表现于很早就参与家大事和宫中事务的管理十五年,他还没受封贝勒时,康熙就命其掌管旗大营;四十七年第一次废皇太子允初时,令其与允禵一起看守废太子,而比他年长的允祉却没有得到这个重要的差使;五十一年再次审理太子党人案,康熙继续让胤禛与允祉、允禵、允祐等共同参与办理;六十年会试,下第举子以取士不公闹事,康熙命其与允祉率领大学士王琐龄、原户部尚书王鸿绪等复查会试原卷,平息事端;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令其率领大臣勘查通仓和京仓。

同时,胤禛参预祭祀活动的次数也很多,其中比较重大的就有十次。康熙皇帝凡大祀皆躬亲行礼,实在不得已,才令人代祀,六十年康熙亲自往遵化谒陵,而令胤禛去奉天祭祖陵,六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康熙病重,仍令胤禛代行郊祀大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康熙对胤禛的特殊恩遇,是其他皇子所不可比拟的。

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胤禛和允礽、允祀等人的锋芒毕露相反,采取了较为隐蔽的策略。他意识到,谁在康熙面前争当皇太子,谁就是在和康熙争权夺利,也就必然会遭到无情打击,并成为诸王集中攻击的目标。因此,他在表面上,绝不表现出有“妄冀”大位“之心”,甚至还为废太子说上几句好话,以博取“性量过人,深知大义”之名。无疑这就使自己避开了和康熙的正面冲突,以及和诸兄弟的直接对阵。而在实际上,他对储位的垂涎不亚于其他诸王。因而在其自称“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的背后,则不露声色地培植党羽。逐渐集结了包括允祥、年羹尧、隆科多在内的“皇四子党”。为他日后继位,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康熙死后,胤禛终于内恃步军统领隆科多,外靠统兵前线的川陕总督年羹尧登上了皇位。清代官书称: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月寅刻,康熙于临终之时,“召皇三子允祉、皇七子允祜、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糖……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据此,胤禛的登上皇位,是秉承康熙的遗命,从封建道德来讲,也无可指责。然而记载中异说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康熙欲立十四子允禵,弥留之时,手书遗诏传位十四子。胤禛偕剑客数人返京师,侦知圣祖遗诏,设法盗出,潜将“十”字改为“于”字从而取得了皇位。

另一种说法,圣祖病甚,胤禛及诸皇子在宫门问安,隆科多受顾命于御榻前,帝亲书“皇十四子”四字于其掌。隆科多出,胤禛迎问,隆科多抹去其掌中所书“十”字,只存“四子”字样,胤禛遂得立。还有传说:“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疾重,皇上(指雍正帝胤禛)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上述异说,实际都缺少根据,可靠性不大。

自四十七年第一次废皇太子后,诸皇子为图谋储位,角逐异常激烈。一旦胤禛继了位,他的政敌势必不甘心失败,是情理中应有之事,这就是当时社会上颇有异议的主要原因。对所谓改篡遗诏之事略加分析,即可说明上述异说之不可相信。据《清世宗实录载:“十一月丁酉”(即十六日),宣读遗诏。《上谕内阁》说那天宣读的遗诏是满丈本。但这个诏书藏于何处,内容如何,至今并未发现。而现在的汉文“康熙遗诏”虽署日期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但书写很潦草,看来似为清世宗即位初时仓促之作。由此可见,康熙是否有遗诏并无可靠史料证明。“从当时的情形看来康熙即便有遗诏,也是满文写的。”

这样,“十四子”之改为“于四子”之说,便不能成立了,因为满文的“十”和“于”并与汉文不同。退一步说,遗诏即便是以汉文书写,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当时对皇帝之子书写行文的习惯是,在某子前一定要有“皇”字。若把“十”改为“于”,则成为“皇于四子”,显然不通。至于说隆科多抹去其掌中所书“十”字,只存“四”字,那就更为离奇。事关继统大事的遗诏,康熙皇帝哪能轻易书写在隆科多的手掌之中!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帝在其在位的末年,心目中有两个继位人:皇四子和皇十四子。而临终时,由于皇十四子远在西北,就最后选定了近在身边的皇四子。否定了上述关于胤禛最后登上皇位的异说,并不意味着否定胤禛在谋求皇位的过程中使用过阴谋手段。当时的现实条件是胤禛如不在诸皇子争夺中使用手段以至阴谋,是决难登上皇帝宝座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胤禛继位的合法性,更不宜作为褒贬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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