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启示录|我们已远离世界大战的风险了吗?

来源:澎湃新闻 2018-11-11 10:11:21

【编者按】

100年前的今天——1918年11月11日,法德双方代表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车厢里签署了停战协定,造成数千万人伤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句号。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力量在战场上转化为高效的杀人武器,人类凭借文明的力量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自相残杀。这样的悲剧似乎在提醒我们,历史并非线性地向前发展。飞速发展的技术和生产力,以及表面光鲜的文明社会并不一定等同于人类社会向更高等级演进,也可能是自诩文明的人类以更强的力量向野蛮和兽性的状态倒退。一战结束至今,倏忽百年,回首20世纪初,民族主义勃兴、大国竞争加剧,旧有世界格局的动荡、瓦解、变革,不禁让人感觉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然而历史也不会简单地重复。“外交学人”今起刊出“一战百年启示录”系列文章,回顾一战的历史,从中寻找对当下的启示。这是否能使我们摆脱黑格尔所说的“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的困境?唯识者鉴之。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自由纪念塔上投映出5000多株虞美人花,纪念一战停战100周年。视觉中国 图

又是一年“双十一”,然而今年的“双十一”与往年不同,有一个比“剁手”更值得思考的主题。2018年11月11日,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签署停战协议一百周年,欧洲各国纷纷举办纪念活动。欧洲正在思考一个深刻的主题:如何维护和平。英国在伦敦塔点燃了成千上万盏烛光,王室政要专程悼念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政要也出席了在首都举行的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仅在凡尔登、索姆河等知名战役地点出席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还将同期举办第一届“巴黎和平论坛”,邀请多国政要共商和平大计。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关于这场“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又可以反思什么呢。

警惕工业革命催生“高科技杀人”

一战是工业革命之后的首次“世界级大战”,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恐怖”结果,被称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和欧洲之前的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相比,一战持续时间大大缩短,破坏力却大大增强。一战期间,各国共动员了6300多万人,其中800多万人命丧沙场,2200多万人伤残,数百万平民死于战乱。单兵杀伤力呈几何倍数增长,一战期间一个机枪手的杀伤力超过此前百年的一个团。各国动员能力也迅猛增长。发达的铁路网、电报系统可以迅速调动数百万军队,德法两国在一战期间武装了全国20%的人口,远高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全民征兵集结的人数。在欧洲大陆战壕两侧,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士兵血腥杀戮,双方都使用了马克泌机枪这种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不过英军由维克斯公司提供,德军由克虏伯公司提供。各国工业巨头的卖力地推销着新式武器,刺激了军事技术创新,完善了从试验室到战场的“屠杀链”。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世界维护了百年整体和平之后,正是众人弹冠相庆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一场“空前启后”的世界级杀戮。

环顾当前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世界在欢呼“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同时,也应认识到“科技让战争更残酷”。

未来的网络战、太空战、人工智能战等新型战争造成灾害的程度不会低于核战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人类在不懈维护和平上的“善”相比,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更容易激发人性中的“恶”,对那些准备在屠杀场上寻找“光荣与梦想”的有关势力更是一剂“强心针”。

纵虎容易擒虎难,高科技武器的牢笼打开后,极可能加剧各国军备竞赛。一战停战百年之后,希望世界能聚焦更多智慧防止“高科技杀人”的悲剧重演。

多边组织仍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平台

一战带来的人间惨剧在当时也使各国认真思考和平问题。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原则”,其中包括建立国际联盟,以全新的全球治理方式来结束战争。国际联盟于1920年初正式成立,主张通过外交斡旋来调解国际纠纷,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广泛职能的全球性国际组织。

关于国际联盟的作用,憎之者与爱之者皆众。憎之者认为,国联过于理想主义,不解决实际问题,结果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爱之者认为,国联开启了对多边主义的有益尝试,正是由于当时部分国家抵制国联,没有给国联装上“牙齿”,国联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从实践看,在国联基础上加以完善的联合国,自二战后确实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边主义在二战后勃兴,成为稳定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当前,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成为多边机制重要支柱。

多边主义体现出的平等协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精神,对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合作意愿减弱,为一己之私而无视他国和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给全球多边主义带来严峻挑战。

不管怎样,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大形势下,多边主义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可行之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唯一出路是基于常识的集体行动”。回看历史,即使在一战后多边主义幼弱之时,国联已在维系国际和平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正是美国拒绝加入国联,德国、日本退出国联才一步步熄灭了和平的亮光。

大国竞争能否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核心观点就是“国强必霸”,崛起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在他的研究中,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12组陷入了战争之中。其中最典型的论据来自一战。格雷厄姆认为一战爆发的根源就是崛起大国德国挑战守成大国英国,进而引发世界大战。

在一战结束百年之后,尽管一战爆发原因仍众说纷纭,但即便英国人,也认为将一战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允的。一战前在大国博弈过程中,相关国家通过结盟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正是这种“结盟”政策将所有结盟国家都卷入军事斗争中,任何国家都身不由己。因此与其讨论“修昔底德陷阱”还不如分析“结盟陷阱”。不过美国的战略文化从未停止“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研究的学术文章层出不穷。尽管这是个杜撰的理论,并不是什么历史规律,但在“自我实现预言”的心理下,这个理论给当前中美关系也蒙上阴影。

在中美关系进入下行通道时,更应加强对一战前英德关系的研究,能否综合运用各种因素,遏制住中美这种超量级大国关系的下滑态势。值得警醒的是,特朗普的所做所为,不仅仅影响到中美关系,而且深刻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引发了世界秩序的战略重塑。一战前历史也在昭示,在国际新旧体制交替之时,往往也是世界局势的大动荡、大变动、大调整的时候。

西方政治文明“正在倒退

有人说,一战就是一头民族主义孕育出来的战争怪兽。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本来就很吊诡。斐迪南大公作为奥匈帝国王储,他并不主张对巴尔干动武,相反他一直在压制军界的好战冲动。然而以普林西普为代表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不问青红皂白,只以对方“身份”来划分敌友,其激进的暗杀行为最终打开了战争的“潘多拉魔盒”。

近年来,“身份”政治在西方社会愈演愈烈,不同身份之间的政治对立日趋严重:乡村保守派与城市自由派,反建制派与传统精英派,草根阶层与权贵主义。整个社会越来越部落化、碎片化,曾经的政治宽容、相互妥协日益艰难。西方政治文明变得更加狭隘、更加极化。在“非友即敌”话语体系中,很难形成寻求共识的诚意。

更让人神共愤的是,为了强化“身份”政治,一些最原始最野蛮的暴力行为开始大行其道。有的国家在领事馆内杀人碎尸,有的国家制造邮件炸弹公然恐吓,有的国家对外来移民大打出手。凡此种种,几年前在西方政治文明中几乎不可想像。传统中主流政治总是温和而有序的,主流政治家应该务实而稳健地在不同政治派别中寻求共识,在民粹主义崛起的欧洲,这种“无冲突政治”正在渐行渐远。

社会两极分化,政策调控乏力,政府治理不佳,这些都是西方政治遭遇的难题。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最近对经合组织以及欧盟国家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对有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福利、环境保护以及政府治理质量和政策表现质量进行了评估。报告显示,西方国家政治文明正在经历全方位的倒退。与2014年相比,有26个国家在政府治理政策、法治建设结构方面出现了退步。

一战前,民族主义打着反封建、反专制、追求民族独立的旗帜一路高歌猛进;如今,民粹主义打着反传统、反精英、反移民的旗帜不断过关斩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罢,在西方的影响力还会继续加强。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曾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的终结,是长期以来反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当前来看,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仍将是下阶段西方政治文明斗争的主线。究竟鹿死谁手,又以何种方式了断。在一战停战百年之际,既值得大家关注,也值得大家深思。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由微信公号“汤粉看世界”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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