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史,日本与全球白银贸易,丰臣秀吉清除基督教势力

来源:玲儿说史啊 2018-12-01 17:59:22

百家原创作者:玲儿说史啊

哈喽大家好,小编今天给大家讲讲,古代日本与全球白银贸易还要清除基督教的历史。葡萄牙人的到来不仅改变了日本的信仰版图,还带来了重要的环境与科学后果。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在新世界,葡萄牙人与其他欧洲人建造了规模庞大的银矿,这是他们殖民计划的一部分。沦为奴隶的美洲印第安人在这些矿井中劳作,大量的白银被注入到了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血脉之中。日本的战国领主察觉到了白银的潜在利润,也纷纷自行开发起这些资源。耐人寻味的是,这成为日本间接殖民化进程中一种常见模式。

在美国对日实施占领之前,西方人的军靴从未踏上过日本的土地,但信服于西方模式的日本人却主动发起了自我变革。随着欧洲人的到来,日本人立刻发现,使近代早期世界转动起来的要素正是白银,出于支持地方性战争的需要,战国领主们急欲与中国开展白银贸易。在16世纪葡萄牙人与其他各式各样的底层海员们成了白银贸易的中间商。16世纪早期,富有创业精神的战国领主们开发了几处重要的矿井,但日本金银产量得以增加的原因不仅仅是矿井的增多,还有赖吹灰法等技术的改进,从而能够提炼出更多的白银并输出到中国。

这些数字颇为惊人:葡萄牙人到来的这个世纪里,日本的金银产量居高不下,直到19世纪末国际市场出现了先进得多的采矿技术,其产量才被超越。中日之间的金银贸易基本上取决于这两种金属的兑换比率。在中国,白银比黄金贵七到十倍,所以日本输出白银——而中国正好渴求白银。在明代,白银开始取代宝钞,而581年推广的“一条鞭法意味着白银税收取代了实物税收。其结果是,明王朝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是以各种形式的白银征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明朝廷开始这一系列改革的同时,中国银矿的产量却开始下滑。

因此,新世界的银矿取而代之,而荷兰的武装商人与英国、大利的金融家们便成了获取大量利润的中间商。在新世界产出的白银中,据信有大约四分之三流入到了中国。日本产的白银也大多流入中国。自1371年以降勘合贸易便是联系中国明朝与日本之间唯一的官方贸易,意味着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日本方面可以进行贸易的只有官方的使节,这使贸易状况变得更为复杂。但是,应仁之乱带来的混乱完全破坏了日本与中国的官方交往,在1549年,战国时代的日本派出最后一个朝贡使团在宁波觐见了明朝官员。

其后不久,非法贸易便在中日之间兴盛了起来,恃强凌弱的汪直等中国海盗通过在日本与马来半岛之间走私金银而致富,直到1577年,他才被处决。由于明朝的贸易政策,葡萄牙人在到达种子岛之后,迅速介入到了与中国的白银贸易之中。葡萄牙的卡瑞克船将白银、武器、硫黄以及其他货物运往中国,用以交换丝绸、硝石、瓷器与汞矿。自1550年以降,在通常情况下,一艘卡瑞克船一年航行一次,而对于南方的战国大名来说,控制住所谓“巨舰”的停泊港便变得至关重要。

在大村纯忠的女婿的统治下,到1571年,原本只是一座小村庄的长崎已经变成了葡萄牙卡瑞克船的停泊港。到1580年,长崎已为葡萄牙人所控制。这个城市很快便被卷入到了南部各个领主的角逐之中。因此,在1588年,长崎引起了丰臣秀吉的注意。他将长崎没收为直辖地,并将其置于长崎代官与长崎奉行的控制之下。秀吉对于巨舰贸易一直颇有兴致,但他也渐渐相信,新传入的宗教触犯了佛教与本土神道的诸神。考虑到日本与其诸神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传教士已对国家构成威胁。在1587年与加斯帕·科埃略会晤之后,秀吉发布了第日本史一份驱逐令

“圣菲利浦号”是西班牙方济各会的一艘盖伦船,从事着利润丰厚的、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跨太平洋航行,途中在日本沿海失事。这艘船只的货物中藏有武器,这加深了秀吉的怀疑,认为这些天主教修士代表着伊比利亚殖民的第一波浪潮。在没收了那些利润丰厚的货物以后,秀吉听从了他的侧近石田三成的建议,下令处死这些修道士及其信徒。秀吉的手下毁伤了这二十六名方济各会修士的脸,并将他们押至长崎钉在十字架上处死。这些殉教者后来被称为“二十六圣徒”。

该事件与其他类似的事件拉开了幕府在17世纪早期残忍根除日本本土基督徒的序幕,这些行动以严密追捕信徒并迫使其弃教为标志。负责此事的便是江户幕府大目付井上政重,他进一步利用了“踏绘”等方法,即让被怀疑是信徒的人踩在圣像上面。在“岛原之乱”中,天草四郎是一个救世主式的领袖,他领导一大群底层农民反抗岛原地区的领主—松仓胜家,他们一路设置基督教的符号。在“岛原之乱”的尾声,德川将军终于能够宣布除了“隐吉利支丹”以外,这个国家基本肃清了基督教。

历史学家不应低估日本在17世纪禁止基督教运动所留下的遗产。首先可以推断的一点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日本能够逃过欧洲帝国主义冲击的原因之一在于当时传教活动尚未扎根。在19世纪的中国,至少有两场最具破坏力的事件,即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它们都与传教活动有关,并导致清王朝的统治无力回天。对基督教的镇压还决定了之后几个世纪中日本对外部世的立场。远离欧洲成了德川政权的基石之一。在德川将军的统治下,日本通过四扇窗口将对外贸易仅限于那些有政治价值的往来:对马藩负责与朝鲜贸易,萨摩藩负责与琉球(冲绳)贸易,长崎负责与中国、荷兰贸易,松前藩负责与虾夷(阿依努)贸易。

驱逐传教士以后,日本并没有与世隔绝,即历史学家所谓的“锁国(“封锁国家”),相反,日本重新构筑了对外关系,使其完全有利于德川国家的形成和商业活动。当朝鲜与琉球的使节造访江户时,他们出于同样目的,精心彰显德川幕府的政治权力例如,朝鲜通信使造访东照宫祭祀德川家康的陵墓时,向这位神格化的德川家的祖先致敬。使节都着异域服饰,对所有参与这些宗教列队行事的人而言,这显示出德川幕府的权力超越日本国界及至远国。

在小编看来,与外族人的邂逅无论他们是伊比利亚传教士、朝鲜人甚至是北方的阿依努人,都为日本勾画出了种族边界,这,这一边界并非基于人种理论,而是基于发型、衣饰、语言等区分各种人群的习俗差异的理论。直到今天,这些依然是日本人界定自我及其文化、区别于外域的重要方式。各位读者朋友,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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