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中国金融史:1949-1977

来源:新浪财经 2018-12-02 00:44:11

原标题:【我们热爱的金融】极简中国金融史:1949-1977

来源:我们热爱的金融

12月1日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生日。诞生于1948年12月1日的中国人民银行,是前改革开放时期(1949-1977)中国金融体系中几乎唯一的存在。

在展开时

我不能用钢笔

我不能用毛笔

我只能用生命里最柔软的呼吸

留下一片值得猜测的痕迹

——顾城

现实实践中,金融中介的模式景象万千而且随时间流逝在不断演化。甚至,这种变化还带有一定的周期性。图1给出的金融演进的框架图反复提醒我们,金融基础设施,尤其是诸如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主流价值观、文化与法治、公共治理等因素,决定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金融中介模式的不同,包括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中介的流程和交易结构、和金融活动的组织形式等的不同。改革开放四十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当下中国,金融中介模式显然与1978年刚刚开启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有天壤之别。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透过金融的演进去思考那些推动金融中介模式变化的结构性因素,我们能够更高地理解金融所扮演的角色,并为更好地定义和建设好的金融找到思路。

图1.金融中介模式的演变

1949-1977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体系,我们的叙述需要追溯到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甚至更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12月1日,当时根据地的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和北海银行合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北平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于1949 年2月迁入北平(即北京),随即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开启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因为政权更替,中国人民银行当时的策略是“边建设,边接管。”一方面,积极改组当时的四行两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7.65,0.00,0.00%)、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合作金库),没收官僚资本银行,接管官僚资本金融业;另一方面,对民族资本银行采取社会主义改组政策,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并在农村建立广泛的合作信用社。

这一时期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主要工作包括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统一币制和货币发行。在此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积极吸收存款,建立金库,灵活调拨,恢复工农业生产,实现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金融,是社会主要金融体系建设的开端,对实体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也为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的侧重放在“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艰难地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后,再度开始了新的一轮工业化尝试。这一阶段,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和作用在于全力支持国家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中介的模式。为了完成“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国的银行多渠道广泛积聚社会闲置资金,积极支持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大力开展信贷业务,加强货币信贷管理,通过统存统贷,有计划调节货币流通,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五”期间中国金融体系建设有两件值得特别着墨的事情。其一,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新版人民币对旧版人民币的兑换。这充分显示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对金融体系绝对的掌控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新版人民币的推出并非币制改革,而是改变人民币的价格标度,提供人民币单位价值量。其二,中国在“一五”期间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体现为不断强化的单一人民银行体系。从“一五”开始,公私合营银行被不断并入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也成为人民银行下属的外汇管理和运营部门,交行等职能也上交财政部……最终形成的单一人民银行体系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既是集中统一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又是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这种集中、垂直管理的单一人民银行体系,不断强化,一直延续到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一统的人民银行体系,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金融的重要特色,体现了国家对金融的绝对控制,目的在于使得国家能够集中相对稀缺资金全力支持国家发展战略确定的重大发展领域,利用信贷杠杆推进工业化进程。

1958至1960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跃进”时期。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不仅严重地伤害国民经济的发展,也给刚刚成型的集中统一的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一系列乱象,严重影响着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应该起到的支持作用。这一期间,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在金融体系内体现为金融管理权力全面下放,各级金融机构欺上瞒下风气盛行,鼓励在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方面“放卫星”。一方面,金融体系大量发放货币,形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大量信贷发放之后,由于金融管理混乱,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差,资金回收情况很差,几近失控。这段时期中国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非常乏力,在国民经济陷入困顿的同时,金融体系也濒临崩溃。这种金融乱象反映在图2中。195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得GDP占比只是1.4%,这一指标在1960年激增至4.2%,而1961年更是高达5%。如我在第一章分析,金融业增加值单方面急剧上升也可能反映的是金融中介成本的上升(即融资难,融资贵)。中国金融在1958-1961年发生的变化,对应的正是不断上升的金融中介成本和几乎完全失效的金融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

图2.中美金融附加值的GDP占比(%):1952-2016

1961年起,鉴于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巨大伤害,中国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段时期的金融主要围绕着中央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进行。针对三年大跃进时期采取激进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开始适当收缩工业战线,扩大农业生产;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先生产,后基建,先质量,后数量。主导方向上的变化和以经济发展作为出发点的创新使得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再现活力。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严格信贷管理、加强货币发行的控制,同时又严格区分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的使用,强调信贷计划的设定和执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好的作用。这期间的中国金融可以说又重新回归到了1958年前的垂直单一的人民银行体系,通过严格的计划及执行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经济统筹发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标志着十年文革的开始。文革期间,“左”的指导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为时十年的内乱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期间,1949年后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几近消亡。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于1969年7月被并入财政部,正式成为财政部的下属机构。1949年后,中国财政与金融长期界限不清晰,至此,程度达到顶峰。人民银行以财政部下属机构形式行使银行职能,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和金融中介服务甚至连形式都不能保全,遑论以“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履行金融智能,将储蓄转为投资,支持实体经济建设。文革期间,金融机构数量急剧下降,人员缩减,金融活动的规模和效益大幅下滑……这种状况以程度不一的方式一直延续到1977年。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金融,其规模及金融中介的模式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和经济发展模式是密不可分的。按图1提供的分析框架,经济发展阶段、采纳的增长模式和制度基础设施等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金融中介模式的重要决定因素。从1952年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资源,推行国家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发展模式。与之相匹配,中国采用的金融模式由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内生形成,最终,中国形成了高度集中垂直单一的中国人民银行体系。

我们在评价这一时期的中国金融体系时,应该客观承认,在中国推行工业化早期,在资本极度匮乏且与国际金融体系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单一且高度控制、垂直管理的金融模式,有其合理性。这种金融体系有利于动员社会资金,集中资源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大的工业工程项目。建国至1977年不到三十年时间,虽然中间历经若干天灾人祸,中国仍然顽强地搭建起工业体系的大致轮廓,每年保持近5.5%的年均GDP增长速度,金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这种大一统的人民银行体系,从上向下垂直管理,并不利于微观层面活力的释放。在这种体系下,国家意志主导经济发展和金融的演进,个人信用、商业信用、甚至银行信用容易被国家信用所取代。金融实质上是变相的财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策制定者的理念中也把金融与财政划等号。中国金融目前仍旧存在财政与金融难以分离,信用体系难以完整建设起来等痼疾,应该说跟1949年-1977年这一时期的中国金融实践有密切的关系。按照社会学里的“印记”理论(The Imprint Theory),中国现代金融滥觞时期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和当时的各种形式不一的实践,给中国金融体系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直接影响着数十年后的中国金融。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仍能看到这些印记,深刻感受到它们对经济社会生活林林总总、程度不一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北大光华刘俏教授正在撰写的《我们热爱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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